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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墙上的喇叭嗡嗡响着，一个声音说：“总台，测试。”咔嗒一声，声音停了。

探长杰西·布雷兹伸了个大懒腰，打着哈欠说：“晚了几小时，是吧？”

我说：“是的。但我给你留了话，说我会晚到。我得去看牙医。”

“坐下吧。”

他在室内一角有张小办公桌，桌上比较零乱。他在桌后靠墙角坐着，左边是一扇大窗，没拉窗帘，右边墙上挂了一个大日历，大约齐眼高。已经过去的日子细心地用软质的黑铅笔划去，这样，布雷兹只要看一眼日历就知道这是哪天。

斯潘格勒坐在旁边一张稍小但更整洁的桌前。桌上有绿色的吸墨纸、一个石质笔架、一个小的黄铜日历以及一个鲍鱼壳，壳里满是烟灰、火柴梗和烟头。斯潘格勒手里拿着一把蘸水笔，朝墙边一只坐垫有毡的一面投去，就像墨西哥刀客朝目标掷刀一样。他投得并不准。那些笔没有戳进垫子里去。

这个房间有着这种房间惯有的味道：疏远、无情，既不很脏，也不干净，没有人情味。给警局一幢新楼，不出三个月，全部的房间就都会有这种味道。这里必定有某种道理。

一位报道纽约警察的记者曾写道，你一旦走进警局管辖区内，你就显然走出了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法外之地。

我坐下来。布雷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玻璃纸包着的雪茄，那套程序便开始了。我看着他按部就班地进行，一成不变，丝毫不差。他吸着烟，晃灭火柴，轻轻地放入一只黑色的玻璃烟灰缸里，说：“哎，斯潘格勒。”

斯潘格勒转过头来，布雷兹转过头去。他们对视而笑。布雷兹拿雪茄指着我。

“瞧他出汗了。”他说。

斯潘格勒挪动脚步，转身看我出汗。即使我在出汗，我也不知道。

“你们两位可爱得就像一对打飞了的高尔夫球。”我说，“你们到底怎么做到的？”

“少说俏皮话。”布雷兹说，“今天上午有点忙吧？”

“有点。”我说。

他仍然微笑着。斯潘格勒也微笑着。布雷兹似乎在品尝什么东西，他不愿意咽下去。

最后，他清清嗓子，摸了下长满雀斑的大脸，头再转一点，这样，他不用对着我但可以看见我。他用一种模糊空洞的声音说：

“亨奇招了。”

斯潘格勒转身看着我。他坐在椅边上，身子前倾，嘴巴张开，一副沾沾自喜甚或有点下流的样子。

我说：“你们用什么对付他——一把大镐？”

“不是。”

他们俩都不说话，只是看着我。

“一个喔普[1]。”布雷兹说。

“一个什么？”

“小伙子，你高兴了吧？”布雷兹说。

“你们想告诉我呢，还是就坐在哪儿得意洋洋地看我怎么高兴？”

“我们想看别人高兴。”布雷兹说，“这样的机会不多。”

我往嘴里塞了支烟，上下晃动着。

“我们用一个喔普对付他。”布雷兹说，“一个叫巴勒莫的喔普。”

“哦。有件事你知道吗？”

“什么？”布雷兹问。

“我刚想到警察的对话是怎么回事。”

“什么？”

“他们认为每一句出口的话都是隽言妙语。”

“而每一个逮到的坏蛋都是好坏蛋。”布雷兹平静地说，“你想知道呢还是你只想说俏皮话？”

“我想知道。”

“那事情是这样的。亨奇醉了。我是说他骨子里醉了，而不只是一般的醉。醉透了。几星期来，他就靠酒过日子。他不吃也不睡。生活里只有酒。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酒没把他喝醉，反而让他清醒。酒是他在现实世界里最后的支撑。当他走到这一步，你把他的酒拿掉，不给他什么东西支撑，他就是只迷失方向的布谷鸟了。”

我没说什么。斯潘格勒稚气的脸上仍是那种不怀好意的表情。布雷兹弹弹雪茄，并没有烟灰落下来，他又将雪茄塞进嘴里，继续说下去。

“他精神有问题，但我们并不想抓什么有精神问题的人。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要的是没有任何精神方面问题记录的人。”

“我还以为你们肯定亨奇是无辜的呢。”

布雷兹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那是昨天晚上的事。也许我开了点玩笑。然而到了夜里，砰，亨奇疯了。他们便把他弄到医院，注射了鸦片。监狱医生打的。这事你我两个知道。记录上没有鸦片。明白了吗？”

“很清楚。”我说。

“好吧。”他看上去对我的回答有所怀疑，但他热衷于自己的话题，无暇顾及我的话。“今天上午，他没事了。鸦片还有作用，这家伙脸色苍白，但安静多了。我们去看他。你怎么样，小子？你需要什么吗？随便什么东西？我们乐于给你去弄。他们在这儿待你不错吧？你知道这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