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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伯曼大街。一条宽敞但灰蒙蒙的大街，在皮科街后面。1354B号是楼上的一家住户，朝南，整幢房子是黄白色的建筑。门口有个门廊，另一边标着1352B。楼下几家住户的门构成直角，中间隔着宽敞的门廊。我一直按着门铃，即使我肯定不会有人来开门。但这样的住宅总会有一个邻居隔着窗户偷窥。

果然，1354A号的门开了，一个矮小、眼睛很亮的妇人在门口看着我。她的黑头发洗过，卷曲的头发上别满了发夹。

“您找蒂格尔太太？”她声音尖尖地问。

“蒂格尔先生或蒂格尔太太都行。”

“他们昨天晚上出发去度假了。他们收拾行李，很晚才走的。他们要我让人别送牛奶和报纸了。他们走得很急，多半是临时决定的。”

“谢谢！他们开的是什么车？”

她身后传来某部爱情连续剧里令人伤心的对话，就像一块潮湿的抹布打在我脸上。

眼睛很亮的妇人说：“您是他们的朋友吗？”声音中透出的怀疑，如同收音机里表白的过火一样显而易见。

“没关系。”我生硬地说，“我们只是要我们的钱。总能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

妇人竖起头，仔细听着。“那是伯拉·梅。”她苦笑着对我说，“她不想和迈尔斯医生去跳舞。我猜想她不愿意。”

“噢。”我说着去找我的车，开回好莱坞。

办公室里没人。我打开里面房间的门，推开窗户，坐了下来。

又一天即将结束，空气沉闷，令人倍感疲惫，大街上回家的车辆发出很大的声响，办公室里的马洛小口地喝着酒，浏览白天送来的信件。四张广告；两份账单；圣罗莎的一家旅馆寄来的一张漂亮的彩色明信片，去年我为一件案子曾在那家旅馆住过四天；一封索萨利托的一个名叫皮博迪的人寄来的长信，字打得很难看，信上转弯抹角地说，他能根据嫌疑人的笔迹看出此人内心的情感特征，并依据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进行分类。

信里还附了一个贴了邮票并写好地址的信封。我撕下邮票，将信和信封扔掉，这时，我眼前似乎出现一个形象：一个可怜的长头发老家伙，戴顶黑呢帽，系个黑领结，在书房的窗前，佝偻的身子颤颤巍巍，门外飘来一股火腿煮白菜的味道。

我叹息一声，将信封捡起来，又拿一只新信封写上名字和地址，将一美元的纸币折好塞进信封，在纸上写了“这是最后的捐献”。我签上名字，封好信封，贴上邮票，又倒了一杯酒。

我装好烟丝，点上烟斗，坐着抽烟。没有人来访，没有人打来电话，没有什么事发生。没有人在意我是死了还是去了得克萨斯的厄尔巴索。

汽车的噪音渐渐平息。夜色更浓。西边的上空可能有片红色。一路之隔的街区里，霓虹灯早早地亮起，斜斜地挂上屋顶。巷子里一家咖啡店墙上的换气扇单调地掀动着。一辆卡车装满了货物，倒车出去，轰隆隆地朝大街开去。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有声音说：“马洛先生吗？我是肖先生。在布里斯托尔。”

“是我，肖先生。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马洛先生。也希望你很好。这儿有位年轻的女士想要进你的公寓。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肖先生。我没有这样的安排。她说了姓名了吗？”

“哦，说了。她叫戴维斯。梅尔·戴维斯小姐。她——怎么说呢？——有点歇斯底里。”

“让她进去吧。”我马上说，“我十分钟就到。她是一位客户的秘书。这完全是业务上的事。”

“当然。噢，好吧。我要——陪她吗？”

“随你便吧。”我说着挂了电话。

经过盥洗室开着的门，我从镜子里看见了一张兴奋而又刻板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