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那是一间不折不扣的独用办公室。狭长、昏暗、安静，开着冷气，窗户紧闭，灰色软百叶帘半合，挡住七月的刺眼日光。灰窗帘搭配灰地毯。墙角有只银黑两色的大保险箱和一排低矮的档案盒，极为协调。墙上是一个老者的大幅彩照，他尖尖的鹰钩鼻，蓄八字胡，穿硬翻领。衣领里挤出的喉结，看着比多数人的下巴颏还硬。照片下的金属板写着：马修·吉勒雷恩先生，1860—1934。

德雷斯·金斯利在市价八百块的大班台后面轻快地踱了几步，一屁股坐进一张高背皮椅里。他从镶铜的红木烟盒里取了支细雪茄，剪好后用胖墩墩的台式打火机点上。他从从容容。无所谓我的时间。点好火，他往后一靠，吐出一小口烟，开口道：

“我是个生意人。没工夫闲晃。看你的名片，你是个持照侦探。拿点证明出来吧。”

我掏出皮夹，递给他几样证明。他看了看，把东西扔过桌面。装着执照复印件的假象牙套掉在了地上。他也懒得道歉。

“我不认识姆吉，”他说，“我认识彼得森警长。我要找个可靠的人来办一件事。大概你就是那个人。”

“姆吉就在警长辖区下的好莱坞分局里，”我说，“你可以查的。”

“不必了。我想你靠得住，不过别跟我耍滑头。记住，我雇用谁，谁就是我的人。他要完全按我说的做，口风还得紧。不然立马滚蛋。清楚了吗？但愿我没有太难伺候。”

“何必现在就把话说死呢？”我说。

他皱皱眉头。他厉声问道：“怎么收费？”

“一天二十五，额外费用另算。汽油钱嘛，一公里八分。”

“荒唐，”他说，“太贵了。一天十五，一口价。够多了。油费我按里程给，讲道理，照规矩办。但不准乱兜风。”

我吐出一小团灰色烟雾，用手扇了扇。我不说话。看我不说话，他好像有点吃惊。

他从桌上靠过来，用雪茄指着我。“我还没雇你呢，”他说，“但要是我用你了，这活儿就得绝对保密。不能跟你的警察朋友谈起。听明白了吗？”

“您究竟要办什么事，金斯利先生？”

“计较什么？你各种侦探工作都做，不是吗？”

“不是都做。只接光明磊落的。”

他逼视着我，目不转睛，嘴巴紧闭。灰眼睛里的神色难以捉摸。

“比方说我不接离婚的生意，”我说，“对于生客，我要收取一百块订金。”

“好，好，”他说道，声音突然柔和起来，“好，好。”

“至于你是不是太难伺候，”我说，“刚开始，大部分客户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是大吼大叫要让我知道谁才是老板。但到头来，他们通常都很通情达理——如果人还活着的话。”

“好，好，”他重复道，声音依旧柔和，继续盯着我，“很多客户都会没命吗？”

“知道怎么做人就不会。”

“来支雪茄吧。”他说。

我接过雪茄，放进口袋。

“我要你找到我妻子，”他说，“她失踪一个月了。”

“好，”我说，“我会找到你妻子的。”

他双手轻拍桌面。他死死盯着我。“相信你会的。”他说。说完他咧嘴笑了。“四年来，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他说道。

我没作声。

“管他妈的呢，”他说，“不赖。相当不赖。”他用一只手掌捋了捋浓密的深色头发。“她跑了一整个月了，”他说，“从我们山上的木屋走的。靠近狮角。你知道狮角吗？”

我说我知道狮角。

“我们那地方离村庄三英里，”他说，“有一部分在一条私人道路上方。盖在一个私人湖上。叫小鹿湖。为了改善环境，我们仨建了个水坝。那块地是我与另外两人共有的。很大，但没开发，当然短期内也不会开发了。我的朋友都有木屋，我也有一间，一个叫比尔·切斯的人和他老婆免费住另一间，照看那地儿。他是个残疾退伍军人，拿抚恤金。那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妻子是五月中旬过去的，下来过两次度周末，按理说六月十二日该来参加聚会，可就此失踪了。我再也没见过她。”

“之后你做了些什么？”我问。

“没有。啥也没做。我甚至没去那儿。”他等着，想叫我问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他把椅子往后推，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他拿出一张折好的纸，递过来。我展开一看，是份电报。六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十九分，从埃尔帕索发出。收件人德雷斯·金斯利，地址比弗利山庄卡尔森大道965号，内容是：

“正去墨西哥办离婚[1]，会与克里斯结婚，祝好运再见 克丽斯特尔”

我把电报放在我这一边的桌上，他忙递来一张极为清晰的大幅快照，高光纸上是一男一女坐在海滨沙滩，头顶遮阳伞。男的穿条泳裤，女的则是一罩奔放的白色鲨皮呢浴袍。她是个苗条的金发妞，年轻、匀称，面带微笑。男的是个壮硕的黑皮肤帅小伙，漂亮的肩膀和双腿，乌亮的头发，洁白的牙齿。六英尺高，一看就专干拆散别人家庭的事。手臂紧拥你入怀，一脸聪明相。他手握一副墨镜，对镜头露出老练自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