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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静静道：“可能在某些人的眼里，我们这儿就是一窝坏蛋。他们可能觉得，要是有人杀了他妻子，便会打电话给我：‘嗨，上尉，我这儿死了个人，前面的房间里一团糟。我手上呢，还有五百块闲着呢。’然后我回答：‘好说。啥都别动，我拿条毯子立马就来。’”

“没那么糟糕。”我说。

“你晚上去塔列家，找他有什么事？”

“他掌握了一些证据，跟弗洛伦斯·阿尔默的死有关。阿尔默太太的父母雇塔列追查此事，可他始终没有告诉他们得到了什么证据。”

“你认为他会告诉你？”他挖苦我。

“只能试试看呗。”

“还是说，只是因为德加莫太嚣张你才想还以颜色？”

“也是一部分原因吧。”

“塔列是个敲诈老手，”韦伯轻蔑道，“不止一次了。能不跟他打交道最好。我这就告诉你他手上有什么。他从弗洛伦斯脚上偷了一只鞋。”

“鞋？”

他淡淡一笑。“就是一只鞋。后来在他家里搜到的。是一只绿色的天鹅绒轻便舞鞋，跟上镶了点小水钻。是在好莱坞一个专做戏装鞋服的人那儿定做的。对了，你不问问我这只舞鞋有什么要紧的吗？”

“这只舞鞋有什么要紧的呢，上尉？”

“她有两双一模一样的舞鞋，一起定做的。好像那也没什么稀罕。备着，以防鞋子穿旧或者碰上某个醉酒的莽汉趴到女士的腿上来。”他顿了顿，浅浅一笑。“其中一双似乎从没穿过。”

“我好像有点懂了。”我说。

他往后一靠，笃笃敲着椅子扶手。他等我开口。

“从阿尔默家边门通向车库的是条粗糙的混凝土小路，”我说，“相当粗糙。假设她不是自己走的，而是被人抱进去的。假设那个抱她的人帮她穿上了舞鞋——其中一只拿的是新鞋子。”

“然后呢？”

“假设在莱弗瑞给出诊中的阿尔默医生打电话的当儿，塔列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拿了那只新鞋，觉得它是弗洛伦斯死于他杀的证据。”

韦伯点点头。“要是他不动那只鞋，等警察去发现，那确实是证据。他一旦拿了，那东西只能证明他是个小人。”

“给她的血液做过一氧化碳测试了吗？”

他把手掌平摊在桌上，低头看着。“做过了，”他说，“血里是有一氧化碳。而负责调查的警察认为，死者的体征也对得上。没有打斗的迹象。他们认定阿尔默医生没有杀害他妻子。他们也许弄错了。我觉得案子查得有点粗浅。”

“谁是负责人？”我问。

“我想你知道答案。”

“警察赶到后，没有发现少了只鞋吗？”

“警察赶到时，鞋子并没有少。你一定记得，在警方接到报警前，莱弗瑞先给阿尔默医生打了电话，他便连忙回家了。关于那只失踪的鞋子的事，都是塔列自己告诉我们的。他有可能把那只新鞋从屋里偷了出来。边门没锁。女佣睡了。问题是他不像是会知道有只新鞋可以拿。我不敢说他想不出这种鬼点子。他是个鬼鬼祟祟的小滑头。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舞鞋的事儿。”

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对方，思索起来。

“除非，”韦伯缓缓说道，“我们可以假定这个阿尔默的护士是塔列的同伙，两人合谋敲阿尔默一笔。有可能的。有些迹象支持这种看法。更多的迹象则是反证。你断言山里淹死的姑娘就是这个护士，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原因有两个，分开来看都不够有说服力，可放在一起，就很像回事了。一个礼拜前，有个模样举止都挺像德加莫的粗鲁家伙去过山里，拿了张照片给别人看。照片上是米尔德里德·哈维兰，跟缪丽尔·切斯颇有几分相似。头发、眉毛等等都不一样，可就是挺像。大家都没怎么帮他。他自称‘德·索托’，说是洛杉矶的警察。话传到缪丽尔·切斯耳朵里，她显得很害怕。如果那人真是德加莫，这点就很容易站住脚了。另一个原因是在切斯家的糖罐里藏了根有心形吊坠的金脚链。脚链是在她死后才发现的，那时她丈夫也已被捕。那颗心的背面刻着：艾尔给米尔德里德。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献上我全部的爱。”

“那可能是另一个艾尔和另一个米尔德里德啊。”韦伯说。

“别骗自己啦，上尉。”

他身子往前一探，伸出食指，仿佛把空气戳出了一个窟窿。“你究竟想得出什么结论？”

“我想得出的结论是金斯利的妻子没有枪杀莱弗瑞。他的死跟阿尔默太太的案子有关。跟米尔德里德·哈维兰有关。可能跟阿尔默医生也有关。我想得出的结论是金斯利太太之所以失踪，是因为有什么事把她吓坏了，而她知错也好不知错也罢，她并没有杀害任何人。要是我能查明真相，就能挣到五百块。理所应当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