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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闻到杜松子酒的味道。不是淡淡透出来，好像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前喝上四五杯提神的那种，而是好比整个太平洋装的都是酒，我一个猛子跳下甲板，扎进海里。我头发里眉毛里有酒，下巴上面下面也有。衬衣上也都是。我闻上去就像只死蛤蟆。

我外套不见了，正仰面躺在谁家的地毯上，旁边是那张沙发床。我看着一幅画框里的画。画框是廉价木料打的，上了漆；画面里赫然露出半截淡黄色高架铁路，一台锃亮的黑色机车牵引着一列普鲁士蓝皮火车。透过铁路下高大的拱洞，能看到一大片黄色海滩，到处是游泳的人和条纹遮阳伞。三个女孩撑着纸伞结伴向上走，一个穿得鲜红，一个淡蓝，还有一个碧绿。沙滩外弯弯曲曲的海湾蓝得不讲道理。它沐浴在阳光里，星星点点散布着弧形的白帆。沿海湾内陆的曲线，三道山岭高耸连绵，颜色各异：金色、赤褐色和淡紫色。

画面下方印着一行粗体字：坐蓝皮火车看法国里维埃拉。

这句子出现得可真是时候。

我疲惫不堪地伸出手，摸了摸后脑勺。感觉鼓鼓的。一碰就一阵剧痛，从头痛到脚底心。我呻吟起来，一边呻吟一边骂骂咧咧——出于仅剩的那点职业骄傲。我小心地慢慢翻过身，看着翻下来的壁挂床床脚——是对床中的一张，另一张还在墙上。漆木上的花饰图案很眼熟。那幅画之前一直挂在沙发床上方，我却压根没注意。

在我翻身的时候，一只方形酒瓶从我胸口“咣当”滚落到地上。是无色的透明玻璃瓶，空了。要说一只瓶子能装下我身上这么些酒，好像不大可能。

我用膝盖支起身体，四肢着地撑了一会儿，嗅闻着，像只吃不下饭却又不肯罢休的狗。我伸长脖子动了动头。疼。我又把头转了几下，还是疼。我爬起来，却发现自己没穿鞋子。

我的鞋扔在壁炉板旁，草率到了极点。我疲乏地穿上鞋。现在我成了个老头。我正走下最后一段绵长的山路。可我的牙还剩下一颗呢。我用舌头舔了舔它。好像没有酒味。

“会让你们统统偿还的，”我说，“总有一天，会让你们统统偿还。有你们好受的。”

我看到打开的窗户旁的桌子上放着台灯。看到厚实的绿色沙发床。看到遮住门洞的绿帘子。绝不要背对绿色帘子坐。总会招来不好的结果。总会出点岔子。这话我是对谁说的来着？一个拿枪的姑娘。一个面无表情、把自己的金发染成了棕发的姑娘。

我四顾寻找她。她还在那儿。她躺在那张放下来的单人床上。

她赤条条，只穿了一双褐色袜子。头发蓬乱。她脖颈上满是淤青。她的嘴张着，舌头肿得都装不下了。她眼珠暴突，眼白已然不是白色。

她裸露的肚皮上有四道恶狠狠的抓痕，皮开肉绽，白色上映着绯红。抓得很深很猛，是四个充满怨毒的指甲留下的。

沙发床上乱堆着衣服，多数是她的。我的外套也在里面。我从里面理出我的外套，穿好。我的手在翻检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在下面清脆地响了一下。我抽出一只长信封，钱还在。我把信封放进口袋。马洛，五百块。希望钱一分没少。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可希望的了。

我踮起脚轻轻走着，如履薄冰。我弯腰摸了摸膝盖窝，想知道到底哪个最疼——膝盖，还是弯腰摸膝盖时我的脑袋。

走廊里传来滞重的脚步声，还有刺耳的嘀咕。脚步停了。一只拳头重重地砸在门上。

我站在那儿，斜眼看着门板，紧紧抿住嘴。我等着有人开门走进来。有人拧门把，可没人进屋。敲门声又响了一阵，停了，几个声音又犯起嘀咕。脚步声远了。不知道去叫经理拿钥匙开门要多久。没多久。

来不及让马洛从法国里维埃拉逃回家。

我走到绿帘子前把它拨开，朝通向浴室的一条又短又黑的走道里探看。我走进浴室，打开灯。地上铺了两块防滑毯，浴缸沿上叠着一条地巾，浴室一角有一扇卵石纹路的玻璃窗。我关好浴室门，站上浴缸边缘，慢慢打开窗。这里是六楼。没装纱窗。我伸出头去，看着外面的漆黑一片，勉强瞥见一条两旁栽了树的街道。我扭头一看，发现隔壁套间的浴室窗户相距不过三英尺。一头壮硕的山羊要跳过去完全不成问题。

问题是一个伤痕累累的私家侦探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又会造成什么后果。

后面，好像有个遥远而低沉的声音在念警察的经文：“开门！不然我们就把门踢开了！”真让人笑掉大牙。他们不会把门踢开的，因为踢门的话脚吃不消。警察都很爱护脚。自己的脚差不多是他们唯一爱护的东西。

我从搁架上抓了条毛巾，卸下窗户的两半，缓缓站上窗台。我把一半身子甩到隔壁浴室的窗台上，一边抓牢那扇开了的窗的窗框。如果隔壁的窗没锁，我将将儿能把它推开。但窗锁了。我挪动一条腿，往窗闩上的玻璃狠狠踢去。声音大得在里诺[1]都能听到。我用毛巾裹住左手，伸进窟窿里打开锁闩。下面的街上有辆车驶过，可没人朝我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