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男 三

此事发生在武藏野的一个村落。

发端乃村内有一大户人家的独生女突告失踪。失踪者是居住在野方村的农民蒲生茂助之长女阿稻。三年前的明治六年冬季，阿稻突然失去了踪迹。

蒲生茂助乃野方村最富裕的农家，除了米、麦、萝卜之外，亦栽种甘薯及马铃薯等作物，据说其靠将作物贩卖至府内，赚了不少银两。原本就是坐拥大片农地的农家，维新后除务农外，还投入当地盛行的荞麦制粉业，辛勤耕耘下又累积了更为庞大的财富。

茂助的成功秘诀在于驭人有方。坐拥广大农地，若只懂得默默耕稻，算不上什么才干。欲有效利用土地，需要善用技术与人才。而茂助总能不计身份地征得所需的人才，并适才适所地加以使用。工匠、商人，甚至身份更为低贱者，茂助均愿不分贵贱地加以雇用，平等待之，并将每人分配至最能发挥其专才之处。

采此新颖手法，可谓符合四民同权时代之潮流。商人擅长数银两，工匠擅长制造器物，庄稼汉则擅长耕地。至于其他差事，茂助认为即便是无身份者，日久也应能胜任。

茂助生性和蔼，深谙待人之道，不分受雇者与主顾，对其均是景仰有加，让他得以顺利买卖交易，一切均运作得十分顺畅。

不过，亦有不少人对茂助的做法感到不满。那不仅是出于忌妒。茂助不优先雇用同乡的作风，或许也招来不少反感。

这种反感或许是出自众人对身份低贱者根深蒂固的歧视。尤其对茂助将小屋供其雇用的长吏非人身份者或居无定所者居住一事，众人的反应最为强烈。即便如今国民之间已无大名、下人之别，但多数人依旧因循幕府时代的风习。雇用町人或许尚能容忍，但怎能雇用原本连个身份也没有的贱民？虽无人明显抱怨，但世间的排斥气氛已是十分明显。

就某种意义而言，众人的排斥也是理所当然。毕竟维新至今仍未满十年，此类歧视风气当然尚未消褪。

明治四年八月，太政官颁布了一条法令。

废秽人非人等称，尔后其身份职业均等同平民。

其条文内容如下：

废秽人非人等称，均编民籍，其身份职业均等同平民，罢地租蠲免制。

如此一来，原本备受藐视、其身份为社会所唾弃者，也欢天喜地地与农民、城内百姓同样成了平民。欲定居什么样的地方、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与什么人成婚，均为其个人自由——太政官是如此说的。

欢迎这道法令者有之，强硬反对者亦有之。即便如此，新政府仍得以继解放城内百姓后，进一步解放了饱受藐视的阶级，表面上废除了身份歧视。

不过，成效也仅止于表面上。

如此一来，的确达成了四民平等，士农工商等世袭阶级之别是消失了，但并不代表人们的生活真起了什么变化。庄稼汉仍种稻，工匠仍制作器物，商人仍进行买卖。除此之外，又能如何？

即便消弭了身份差异，职业毕竟无法说换就换。不管标榜如何自由、如何文明，人们仍得仰赖原本的谋生手段糊口。在此情况下，贫困者依然一贫如洗。

不过，即便一贫如洗，能干活糊口者还算得上幸运。维新后，某些阶层不仅失去了身份，甚至还失去了维生的手段。这些阶层，即为最高位的武士，以及较最低位更卑微的贱民。

武士与贱民两种身份，本身即为职业。

武士们倒还好。即便已非统治阶层，但至少还有些许积蓄，并能识字书写，亦有宅邸可居住。再者，这阶层还比任何人都懂得卖弄身段耀武扬威。

被统称为贱民者，可就办不到了。这等人才真是一无所有。

在幕府时代，这类人的生计尚不及维新后严峻。虽为身份制度摒弃，但这些人至少还持有正规身份之外的身份，诸如长吏非人、乞胸猿饲等。在幕府时代，这些也堪称身份，同时亦是这等人的职业。

但维新后，这类人连这些身份也遭剥夺。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取得了户籍。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被授与了财产与差事。别说是授与，甚至是遭到了剥夺。分配给这等人的差事，几乎可说是任何人都干得来的。

神佛分家、废佛毁释等政策，更是助长了这股风潮。就连诸如山伏修行者等宗教人物，也完全断了生计。乞丐、愿人坊主、与鸟追，亦悉数成了一无所有的失业者。

除此之外——

虽已无职，但户籍仍在。既有户籍，便须缴纳税金。即便遇上的是穷人，税吏讨起税来依然是毫不宽待。总之，这刚推行的新制度其实颇为扭曲，个中藏有众多瑕疵。

自此，这些人的生计变得益形困顿。成为平民后，贱民阶层一口气成了一无所有的贫民，日子反而过得更不自由。除了极少数，这些人不得不迁入各种凶险之处，被迫在较原本更为恶劣的居处与条件下并肩讨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