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午后经之后

其间，他们参观了缮写室，结识了许多学者、誊写员和书目标注员，还有一位期待敌基督降临的老盲人。

上楼梯时，我看见我的导师在注意观察照亮楼梯的窗子。也许我也变得像他一样机灵了，因为我立刻发现窗子的高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而且膳厅的窗户也不那么容易够着（那是二层楼唯一朝悬崖开的窗户，窗下没有可垫脚的家具之类的东西）。

爬完楼梯后，我们就从东角楼进入缮写室，到了那里我不禁惊叹了一声。楼上这一层不像楼下那样分成两个部分，所以在我眼前呈现出一片无比宽敞的空间。缮写室的天花板呈圆弧形，并不太高（比教堂要低些，但比我所见过的其他修士会堂要高），由几根粗大的圆柱支撑着。由于有三扇大窗户开在宽阔的墙面上，而且每个角楼的五面外围墙上都有镂空的小窗，此外，还有八扇高高的窄而长的窗子让光线从八角形的天井照进来，就此形成一个光线充足的明亮空间。

如此多的窗户使缮写室内长年光线充足，即使在冬天的午后也很明亮。窗玻璃不像教堂的窗子那么五颜六色，无色方格玻璃用铅框固定，让光线尽量不受人为干扰地照射进来，达到阅读和书写的最好采光效果。我多次在其他地方见到过一些缮写室，但没有一个像眼前见到的这间这么豁亮。阳光自然地倾泻而入，满屋生辉，那是光亮本身所体现的精神的原理，即claritas[1]，那是一切美和智慧的源泉。这与缮写室匀称的比例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营造出美需要有三个要素：首先是完整或完美，因此我们认为丑恶的东西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其次是比例适当，或叫和谐；最后是清澈和明亮，确实是这样，我们把色彩亮丽的东西视作美。由于美蕴含着安宁、善良和美好，我们的欲望也同样能用安宁、善良和美好来调节，所以我感到无比欣慰，并且我想，在那样的地方工作该是多么惬意啊。

在那个午后的时辰，呈现在我眼前的似乎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做学问的场所。后来我在圣加伦也见到过一所和藏书馆分隔开（在其他地方，僧侣们都是在收藏书籍的地方工作的）的比例得当的缮写室，但不如这间布局好。古籍研究者、书籍管理者、书目标注员和学者各自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每扇窗前都有一张书桌。又因为总共有四十扇窗子（这也是一个十分完美的数字，由四角形的十倍推算而得，仿佛十戒是受四德所颂扬），四十位僧侣可以同时工作，尽管那时只有三十来位僧侣在那里。塞韦里诺跟我们解释说，在缮写室工作的僧侣可以免去辰时经、午时经和午后经，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白天有光线的时辰不间断地工作，仅仅到了黄昏才去参加夕祷。

最明亮的地方是留给古籍研究者、最专业的绘画者、书目标注员和誊写员的。每张桌子上都有绘制和抄写所需要的一切：角形墨水瓶、僧侣们用薄薄的小刀削尖的纤细的鹅毛笔、用来磨平羊皮纸的浮石、书写前用来画线的直尺。在每一位缮写者旁边，或在每张桌子的斜桌面顶部，都有一个可放需要誊写的经书的支架，书页上覆盖着镂空格的小卡片，框出当时要誊写的那一行。有人用金色的墨水，有人用别的颜色的墨水。有些人就只在那里读书，在他们自备的笔记本或写字板上记笔记。

我还没来得及观察他们的工作，藏书馆馆长就已经向我们迎过来。我们早知道他就是希尔德斯海姆的马拉希亚。他脸上竭力装出欢迎的表情，但面对如此特别的容貌，我不由得一阵战栗。他个子高，但特别的瘦，四肢硕大而难看。他身上裹着修士会黑色长袍大踏步朝前走的时候，那模样令人感到他身上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因为他从外面进来，还戴着兜帽，那帽子在他苍白的脸上投下了一道阴影，使他那忧郁的大眼睛里含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痛楚。他脸上留下了被意志磨灭的七情六欲的痕迹，那些如今已不再诱发的欲望仿佛已凝固在脸部的那些线条上。他脸上流露的是伤感和严厉的神情。他的目光是那么犀利，只需一眼就能看透说话人的心灵，揣测到对方隐秘的心思，所以旁人很难承受那种目光的审视，而竭力避免再次遇上他的目光。

藏书馆馆长把我们介绍给许多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僧侣。马拉希亚还把每人正在从事的工作告诉我们，我对他们那种求知欲和研读圣人教诲的虔诚态度深感钦佩。在此，我认识了萨尔维麦克的韦南齐奥，他是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翻译，睿智过人，是亚里士多德的忠实信徒；乌普萨拉的本诺，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年轻僧侣，他研读修辞学；藏书馆馆长的助理、阿伦德尔的贝伦加；亚历山德里亚的埃马洛，他正在誊写从藏书馆只能借出来几个月的著作。还有一批来自各国为书籍绘图作画的人，有克朗麦克诺伊的帕特里奇奥，托莱多的拉巴诺，尤奥纳的马努斯，赫里福德的沃尔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