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我在柏林弗雷德里希大街的麦当劳里边喝咖啡边等着朋友。橱窗外，车身圆滑的福特汽车以及四四方方线条硬朗的特拉贝特汽车穿梭往来。眼前的人行道上，身着蓝色牛仔裤、搭配墨绿色外套的青年从右边走来，戴着墨镜的少女从左边走来。少女穿着红色高跟鞋，精神抖擞，栗色的秀发随风飘动。

沿着大街再往前走便能看见东西柏林分界点的检查站——查理检查站。象征着首都和分裂的勃兰登堡门以及上个月被柏林市民亲手推倒的柏林墙也在附近。

当年我被称作“小鬼”，战争结束时刚满二十岁，可是如今竟成了六十四岁的老人。

大玻璃窗映照出自己的脸，脸上满是皱纹，皮肤松弛，眼睛、下巴等部位堆满褶皱。头发虽然还有，但几乎都成了白发，背一年比一年驼得厉害，牙齿的状况也十分堪忧。

奶奶二十年前去世了，父亲也于七年前离开了我们。奶奶的菜谱直到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家里厨房的壁橱中，等待被人翻阅。母亲、姐姐和妹妹的身体仍然很健康——姐姐去年和丈夫离了婚，现在和儿子一起生活；妹妹在大学当教授还未退休，每年都因为学生的事而焦头烂额。

“科尔老街坊杂货店”因为父亲身体状况的恶化而关门，不过我经营的“小鬼美食餐厅”生意还算过得去，目前正在和妻子商量要不要开分店。

自动门前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服务员用不连贯的英语在为看似美国人的客人指路。我忽而望向柜台，正在厨房里制作汉堡、看着像是店主的中年男子与我目光相对。脸色阴沉的他立即转移了视线，重新投入到手上的工作。或许是因为我一个人霸占着能够坐四个人的桌子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吧。

时钟指针快要指向四点。金黄色的夕阳投射到石砌的建筑之间，每一扇窗户都发射出耀眼的光。绵薄的云逐渐黯淡成影，住家的窗户与街灯开始放出点点光芒。

座位还空着三个。按计划，再过一会儿这三个座位也都该有人坐下了。

就在此时，自动门倏地打开，一个矮小的谢顶老人走了进来。他穿着皮外套和灰色休闲裤，环顾一周，瞅到坐在窗边的我后，他举起了一只手。

“小鬼，好久不见啊。”

他腆着肚子，拖着一条腿走过来，坐到了我对面的椅子上。他的脸皮肤松弛，嘴角下垂，眉间皱纹很深，看起来就像心情不好的斗牛犬一样。

“说了多少次了，拜托别再叫我小鬼了。”

“就算在你的葬礼我也还会这么叫。”

曾经佩戴着红十字袖章，在战场上来回奔波治疗伤员的斯帕克从外套的内兜里掏出了香烟盒。

“腿出毛病了？”

“是啊，亏我还是个医生，竟然不注意自己的健康把动脉搞出了点毛病。”

斯帕克回国之后重新上了大学，选择了从医之路，也算是继承家业。听他说到这里，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了以前很讨厌的妇产科工作。他回答道：“看了那么多人失去生命，如果不多看一些生命的诞生，那怎么平衡呢。”

斯帕克还是和以前一样皱着眉头抽烟，似乎香烟一点也不好抽。他把手指靠在烟灰缸上，将烟灰抖落。

“话说温伯格又送书来了。看了吗？”

我摇了摇头，表情放松下来。“还没有。”

温伯格回国后立刻将精力投入到写稿中，二十多岁就在报纸一角有了属于自己的署名专栏。专栏所占的版面日益扩大，他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后来还出版了一本书。那是一本描绘战场生活的纪实小说，借着战后爱国情绪的东风，这本小说成了畅销书。尽管他的第二本书没有受到关注，但第三本书却比第一本书更加畅销，还和派拉蒙公司签了合同，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上映。他成了我们一伙人中最出名的大人物。

尽管温伯格成了名人，但只要出了新的作品，他一定会把书寄给我和斯帕克等战友，不会落下一本。差不多二十年前，他还奔赴持续了很久的越南战争的战场进行取材，在后来发表的作品中写下了颇为尖锐的批判。看到那部作品时，我舒了一口气，心想还真是他的风格啊。曾经躲在兵营坚硬的床上认真思考法国奥拉杜尔村大屠杀、德累斯顿空袭等事件的那个年轻人的面庞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来。

然而，能像温伯格一样走上人生巅峰的人实在是太罕见了。

同属二排的史密斯，曾经参加战争并不是因为单纯的爱国心，更多的是为了享受战争。民权运动[1]爆发后，他对黑人青年施以暴行，此后甚至还因殴打自己的妻子而遭到逮捕。如今他在做什么、住在哪儿，我都无从知晓。

亚伦排长继续留在军队，参加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一九六八年初，即将五十岁、面临退休的他，在西贡基地进行补给时遭遇越共发动的总攻击，受到枪击而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