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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小时里，无尽的恐慌席卷而来，我和艾莉森都无力安慰彼此。最终，我们默默地走向不同的房间，各自深陷在地狱般的无底深渊中。

她去了起居室，拽了一条毯子裹在身上，呆呆地盯着墙壁，沉浸在痛苦中。我时不时能听见悲伤的声音传来：尖锐的吸气声，可闻的颤抖声，还有微弱的呻吟声。

我多想跟她一样向悲痛屈服。但我知道，如果不控制住自己，我就会忍不住去想眼前的现实，想到我们生活的地基已经轰然坍塌，想到支撑这个家庭的一切都已经粉碎瓦解了。那么，我就会跌进无边的空虚中，在可怕的现实面前彻底崩溃。

但是，我不能这样，那份强烈的愿望还在：我得做点儿什么，我得救我的孩子，无论做什么都行，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开始疯狂地在房子里来回踱步，最后，我停住脚步，坐在了厨房的餐桌旁。平时，孩子们就在这儿吃饭，坐在这里，仿佛就能离他们更近一些。我把所有无关的念头和恐怖的想象都抛诸脑后，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斯卡夫朗身上。绑架孩子的人肯定跟斯卡夫朗有关系，不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下午5：52分之前，斯卡夫朗一案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案子太没特点了。迄今为止，联邦法庭上最常见的案子就是违禁药品案。因为，在没有硝烟的反毒品战争中，相关国家政策总是不具效力，这时就需要司法体系发挥作用了。就我而言，每年至少要处理三十件类似的违禁药品案。

这周一，我们法院的职员把案件的相关材料递交给我。周二，我跟负责起草判决前报告[1]的缓刑监督官[2]通了电话。周三，我在办公室里浏览了那份报告，内容主要是关于被告的人生经历。

雷肖恩·斯卡夫朗出生在丹维尔，那是位于弗吉尼亚州中南部的一个没落小镇，其生父不详。在斯卡夫朗六岁时，他的母亲因涉毒品案被捕，随后便被剥夺了亲权[3]。斯卡夫朗是由姨妈抚养长大的。他第一次被捕时年仅十三岁，此后又多次入狱——毒品、枪支，枪支、毒品，偶尔还穿插着一些违章驾驶换换口味。在剩下的童年中，斯卡夫朗都在不停地进出少管所，最后顺利毕业，阵地转移到了州监狱。

后来，他去了弗吉尼亚海滩[4]，可能是为了开始崭新的人生，也可能只是想换到一个警察不认识他的地方。其后，他度过了没有牢狱之灾的两年，紧接着便惹上了大麻烦：警方从一个污点证人[5]和斯卡夫朗的一名亲戚那里获得了情报，查出斯卡夫朗藏匿了五千克海洛因、少量可卡因及快克[6]。

斯卡夫朗同意与当局合作，跳过审讯过程，直接签了认罪协议。

这批毒品的重量不轻，这直接决定了这件案子要在联邦法庭审理。虽然他的认罪态度良好，但是按照联邦法庭的量刑准则[7]，能宽容的程度实在有限。加上斯卡夫朗以前那些五花八门的犯罪记录，他这次很可能要被关很久。

除非，有人想保他。

可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

虽然我对毒品交易王国的了解仅限于自己在法庭上见识到的那些，但再怎么看，斯卡夫朗最多也只是个毒品交易链上的中层人员而已。起诉书上说，他藏匿的毒品是从另外一个人手上获得的，起诉书将这个人列为一号未起诉之共谋共犯[8]，简称一号未起诉共谋犯。斯卡夫朗有一些自己的客户，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都只是作为毒品供应的中间人。他将毒品分开包装，然后卖给毒贩或吸毒者，他们会再到街头贩毒。

事实证明，这种交易的利润并不高。斯卡夫朗被逮捕拘押时，住在一个小房间，开的是一辆老旧的克莱斯勒[9]汽车，平时还兼职做厨师，最近是在一个收容机构做兼职，拿着最低工资。警方在他的住处搜出了一小笔现金，我记得应该是二百三十八美元。他没有银行账户，交不起保证金，也请不起私人律师。这样一个人，而且被关押着，怎么可能找人绑架法官的孩子？

我回想了一下整个绑架过程。

首先，是短信。绑匪要确保我既不会去接孩子，也不会马上寻找孩子。因此，他们用某种方式入侵了通信系统，以“艾莉森”的名义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然后，是绑架。具体细节就很难推测了。萨姆和爱玛在中部半岛蒙特梭利小学读一年级。那所学校很小，除了萨姆和爱玛之外的一年级学生只有三个。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孩子不见了，不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而且，学校老师也不会让陌生人接走学生。学校有一个名单，获得家长许可能接孩子的人都列在上面。我和艾莉森给学校列的名单只有贾斯蒂娜和艾莉森的娘家人，包括她的妈妈、两个姐姐和两个姐夫。难道绑匪能够瞒天过海，避开了这项安保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