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手术

理查德·奎因警官的性格中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与他平日办案时所展现出来的精力健旺、注重实践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那就是他常喜欢从一些基本的犯罪学概念及理论出发，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感受。此类专业演讲通常都发表于客厅炉火前阅读书报之时，而听众，则是他的探案搭档，亲儿子埃勒里·奎因。除了偶尔送来必需品的幽灵吉卜赛少年朱纳之外，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别无他人。

“案发后最初的五分钟，尤为重要，”老人一脸严肃地说道，“永远记住这一点。”他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把握好这最初的五分钟，可以给你省去很多麻烦。”

埃勒里从孩提时代即被灌输以各式各样的侦查观念。时至今日，听到这句话，埃勒里漠然地望着炉火，抽了口烟，内心下意识地抱怨了一句：一个侦探一辈子能碰到几次在案发后三百秒内就到达犯罪现场的好事呢？

在家里，他一向不掩饰自己的疑问，而对此疑问，老人也只能悲伤地点点头，表示同意——是啊，这种运气可不是总能遇上的。当办案人员到达犯罪现场的时候，痕迹早已烟消云散，你只能尽自己所能去挽回这个从一开始就无迹可寻的败局了。“朱纳，把我的鼻烟拿来！”

埃勒里·奎因并非宿命论者，更不是个决定论者，然而他也不是实用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他唯一能跟“主义”或“理论”拉上关系的，是他对于人类智慧坚定的信任和信仰。而这信仰，恰如思想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和成果所展示的一样，辉煌夺目。当然，这与他父亲所秉持的基本职业化理论完全相悖。因此，他非常鄙视警方那套循规蹈矩的办案程序，认为这简直是对原创性思考的侮辱。他也看不起警方那些古板的、受限于各种条条框框的办案程序——这些该死的组织机构里，总是充斥着条条框框。“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康德的观点，”他总爱这么说，“纯粹理性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因为此物独立于人而存在，一个心智能够理解得了，另一个心智必定也能看得穿。”

这就是他最简洁的人生哲学概括。但在阿比盖尔·道恩一案中，他几乎要放弃这一人生哲学了。这也许是他在整个毫不妥协的智慧生涯中，首次遭遇到如此强烈的自我怀疑。这不是针对他的人生哲学，因为在前面几起案件中，他早已多次验证了它。此怀疑是更令人难受的——那就是他曾怀疑自己是否拥有看穿另一颗脑袋中所想秘密的能力和智慧。当然，他从来都是个自负狂——“我的头脑，跟笛卡儿[1]和费希特[2]不相上下！”他经常如此自我标榜……然而，在围绕着道恩案件的重重迷雾中，他忽视了命运的力量——那个大胆闯入他内心坚固自信领域的捣蛋鬼。

一九二〇年代的某个一月，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埃勒里·奎因正漫步在宁静的东六十号大街上。他紧紧裹着厚厚的厄尔斯特长毛大衣，软呢帽低低地压在头上，挡住了额角，也遮住了夹鼻眼镜闪烁着的点点寒光。他一边在脑海中思索着手头的一宗谜案，一边向下个路口的那一排建筑物走去。手杖一声声响着，敲击在冻硬了的人行道上。

这确实是件令人恼火的谜案。从死亡到尸僵的这段时间内，必定发生了某些事情……他的眼神宁静，但紧绷着的脸颊，以及手杖敲击在水泥路面的咯咯响声，无一不暴露出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

他横穿大街，快步向着最庞大的那座建筑物的大门走去。模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宽阔气派的大理石盘旋阶梯。此石阶从人行道的两头缓缓升起，交会于上方的大理石平台。平台上耸立着装有巨大铁螺栓的双扇铁质大门，门前巨石上镌刻着几个大字：

荷兰纪念医院

他略有些气喘地费力爬上楼梯，推开其中一扇沉重的铁门，步入肃静的高顶前厅。前厅的地板由白色大理石打造，墙壁镀着一层厚重的深色珐琅。左手边，映入眼帘的是一扇敞开着的门，白色的门牌上写着“办公室”，而右手边的另一扇外观一模一样的门上，则写着“候诊室”三个字。正对面，也就是大厅的后部，透过正在晃动的弹簧玻璃旋转门，他能依稀看见电梯门口坐着一个白衣老头。

就在埃勒里停下来四顾之时，从办公室中走出来一位壮硕的红脸大汉。他下颌长得方正，头戴一顶黑色鸭舌帽，身披一件白大褂。

“探病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三点，”他粗声粗气地说，“先生，抱歉，不到规定时间，不得入内见任何人。”

“呃？”埃勒里将双手往大衣兜里塞得更深了一些，“我要见明钦医生，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