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艺术品商人奇案

萨拉·派瑞斯基

我妻子被召到埃克塞特去陪伴那位对她而言近乎母亲的女家庭教师了，而我也刚巧想要与我的老伙伴兼室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共度数周的时光，因此我回到了贝克街的老公寓。最近一次我们夫妇二人说服他与我们共同进餐的时候，我注意到福尔摩斯已经陷入紧张、焦虑的情绪之中，就如同往常没有智力方面的竞赛占据他的头脑的那些时候一样。

正如往日这种情况之下他惯常的表现一般，他整日整夜地拉着小提琴，发出尖锐刺耳的噪声。这对我来说倒并非不可忍受，但公寓楼上的住户却声称，他必须在凌晨2点至6点之间保持安静，否则便要诉诸法律。“我们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天才，还曾经多次避免我们的君主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但我们必须请求他能够让我们略微休息几个钟头。”他们的律师如此说道。于是我的老友就又捡起了吸食可卡因这一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习惯。

我以作为挚友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请求他不要这样做，然而却徒劳无功：福尔摩斯蜷缩在他的椅子里，含糊不清地说着自己并没有邀请我前来陪伴他，我只不过是个不速之客，像我这样溺爱妻子的人本应陪着玛丽一起前往埃克塞特。在这种时候，我的朋友总是表现出一种暴躁的心态，或是嫉妒我的妻子，又或是因为我更喜欢和她在一起而感到生气：我们结婚之后就搬到了新的住所，并未将这间公寓作为我们的婚房。

我试图用哗众取宠的媒体上刊登的一些罪案将他从这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唤醒过来。舰队街车夫被刺死案“简直就是最为陈腐不堪的犯罪”，而胡佛灵公爵夫人的翠玉冠被盗案“肯定是家里的女仆做的”。然而后续报道却表明他的判断全是错的——胡佛灵家的幼子由于对窘迫的财务现状感到极为不满，因此将翠玉冠偷走，卖得的钱财在一场前往蒙特卡洛的灾难之旅中被挥霍一空；另一方面，调查发现被刺死的车夫原来是个俄国间谍，当时正在尝试窃听一位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官的机密——福尔摩斯在药物引起的恍惚中沉浸得更深了。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别，那就是与我的那些主顾，或者应该说是患者们相比，我的这位朋友尽管头脑聪慧，性格却反复无常，而且显然根本不乐意听从我的劝告。当我和他同住的第三个星期开始时，我被召唤到格洛斯特宾馆去照料一个在夜间遭受暴力袭击的男子。

当我到达的时候，我注意到宾馆的经理格莱斯先生对于这位遭受殴打的住客并不怎么关心，反而更在意我此行会不会让这一秘密泄露出去。

“我们宾馆现在有一位意大利王子和一位法国伯爵夫人入住。”他领着我走向仆人们使用的楼梯，准备从那里登上二楼，“任何丑闻，或是任何能使客人们觉得袭击事件在格洛斯特宾馆是家常便饭的迹象对我们的声誉都是极其重大的损害。”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我倒以为住客们对自己健康的关注会使你更加尊重那些你请来诊视他们的医护人员。若是你不准备带我从主楼梯上楼，我宁愿回到我自己的诊所，那里想必已经有些患者在等候着了。”

格莱斯先生连忙向我道歉，并且带领我穿过铺着红色地毯的大厅走向主楼梯。这会儿，有很多女士正在往下面走，或是去逛街购物，或是和她们的朋友们在咖啡馆见面。

那位受伤的客人躺在靠近宾馆二楼东北角的一间套房里。这是宾馆之中较为隐蔽的一个部分，从这里的窗子向外看，只能看到鹤鸵路周边密密麻麻的住宅，以及远处的海德公园中那些最高的树。此外有一道通往宾馆马厩的备用楼梯。

伤者是个年约二十五岁的男子。他的名字像是意大利人——弗朗西斯·丰塔纳，来自纽约州布法罗——但他的肤色却相当白皙，与意大利人并不相同。若不是绑着绷带，或许他还是颇有些帅气。此人的脸部遭到暴打，指尖上也有相当深的割伤，如此奇怪的伤势令我无从判断他究竟是如何受伤的。丰塔纳声称当时他睡得很熟，但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房间门口出现了煤气灯的亮光，而他也立刻被惊醒。

“我从床上爬起来，马上大声呼叫，询问来者何人。没有人回答，但是一个蒙面男子迅速穿过起居室，重重地给了我的头一下，不断询问我把‘那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我全力反击，但那人衣着齐整，我只穿了睡衣。他踩住我的脚，要求我立刻说出‘那东西’的下落。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搞明白，他要的是我从美国带来的一幅小画。那是我家族的传家宝，据说是出自提香之手，我本来准备到邦德街的卡雷拉艺术馆去鉴定一下。这个暴力分子翻开了我的行李，最后在行李箱中的一个秘密夹层里找到了它。我们又争斗了一会儿，但他比我强壮，而且正如我所说，他还穿着衣服和靴子。他离开之后，我马上就跑到一楼，他们都以为我疯了，但是看到我身上的伤，夜里的值班人为我清洗、包扎了伤口。当然，我已经提出了正式的投诉。那强盗肯定是从粗心大意的宾馆服务人员那里拿到了我房间的钥匙，若非如此，他怎么可能进得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