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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之后。在沙漠里，金色的沙子被我们踩在脚下，烈日直晒头顶。波洛神情痛苦，在我身旁萎靡不振。这位小个子男人可不擅长旅行。我们从马赛[1]坐了四天的轮船，对他来说真是种漫长的煎熬。他在亚历山大[2]登陆时已经不成人形了，甚至连他一贯的整洁也看不到了。我们一到开罗[3]就立刻驱车前往米那宫酒店，就在金字塔附近。

我被埃及的魅力牢牢吸引住了。波洛并非如此。他的穿着和在伦敦时一模一样，从兜里拿出一把衣刷，不停地刷着落在黑衣服上的灰尘。

“还有我的靴子，”他悲叹道，“看看它们吧，黑斯廷斯。我的靴子，多么干净的漆皮，一向光洁闪亮。看看，沙子掉了进去，多难受，再看看这表面，惨不忍睹啊。还有这高温，让我的胡子变得软塌塌的——形状都散了！”

“看看那狮身人面像，”我鼓励他说，“我甚至能感受到它散发出来的神秘与魔力。”

波洛不以为然地看了看。

“它这样子没什么好高兴的，”他说，“怎么能高兴呢，一半破破烂烂地埋在沙子里。啊，这该死的沙子！”

“好了，比利时的沙子也不少。”我提醒他，想到了有一次在克诺克海度假时，导游手册上将那里描述为“无可挑剔的沙丘”。

“布鲁塞尔可没有沙子，”波洛说，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金字塔，“至少它们确实具有结实的几何外形，但表面凹凸不平，太别扭了。我也不喜欢棕榈树。他们甚至没有整齐地按行去种！”

我打断了他的抱怨，建议开始扎营。我们骑骆驼过去，这些动物耐心地跪着等我们爬上去。几个颇具异域风情的男孩子负责看管骆驼，由一名健谈的专职导游率领着。

我目睹了波洛骑上骆驼的壮观场面。他一开始是在呻吟，然后哀号，最后干脆尖叫起来，做手势向圣母玛利亚和历法里的每位圣人祷告。最后，他很没面子地爬下来，骑着一头小毛驴完成了这段旅途。我得承认骑着慢跑的骆驼对于外行来说确实不是件轻松的事。我腰酸背痛了好几天。

终于，我们离考古挖掘现场不远了。一个肤色晒得黝黑的灰胡子男人来见我们，他穿着白衣服，戴着个头盔。

“是波洛先生和黑斯廷斯上尉吧？我收到你们的电报了。很抱歉没去开罗迎接两位。这边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波洛大惊失色。他正在掏衣刷的手僵住不动了。

“不会是又死了一个吧？”他屏住呼吸说。

“正是。”

“盖伊·威拉德爵士？”我大声问道。

“不是，黑斯廷斯上尉。是我的美国同伴，施奈德先生。”

“死因呢？”波洛问道。

“破伤风。”

我脸色变得苍白。我仿佛感到周围有种邪恶的气息，隐隐透着威胁。我脑中闪现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我会不会是下一个？

“天啊，”波洛非常低声地说，“我不理解这件事。太恐怖了。告诉我，先生，肯定是破伤风不会错吧？”

“应该不会错。不过埃姆斯医生能跟您说得更详细一些。”

“啊，当然，你不是医生。”

“我叫托斯威尔。”

这么说这位就是威拉德夫人所说的英国专家，在大英博物馆担任一个小官员。他一脸的严肃和坚定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

“请你们跟我来，”托斯威尔博士接着说，“我愿意领你们去见盖伊·威拉德爵士。你们一到，他就迫不及待地想和你们见面。”

他领我们穿过营地来到一顶大帐篷前。托斯威尔博士撩起帐帘，我们走了进去。有三个人正坐在里面。

“波洛先生和黑斯廷斯上尉到了，盖伊爵士。”托斯威尔说。

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一跃而起，主动上前迎接我们。他的态度里透着一种冲动，让我想起他的母亲。他远不如别人晒得那么黑，加上眼睛周围显现出来的憔悴，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二十二岁要老。显然他是在极度紧张之中强打起了精神。

他介绍了两位同伴，埃姆斯医生三十岁出头，看起来很能干，两鬓有点发灰，另一位是哈珀先生，就是那位秘书，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长得比较瘦，戴着印有国徽的角质框架眼镜。

漫无目的地闲聊了几分钟之后，托斯威尔博士跟着哈珀出去了。只剩下盖伊爵士、埃姆斯医生、波洛和我。

“您想了解什么请尽管问吧，波洛先生，”威拉德说，“我们被这一系列奇怪的灾难搞得心慌意乱，但这不是——不可能，绝不是偶然。”

他表现出紧张不安的神情，与所说的话极不相称。我看到波洛正目光锐利地打量着他。

“你的精力真的都投在这项工作上了吗，盖伊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