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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广没想到这个“件儿”还能有“托儿”，虽然那个同事并没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但还是希望他能加点儿力度查办。一个从精神病院寄来的举报信，举报人竟然是个警察，而且还能找到自己的同事来催促。周济广觉得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了，他决定认真对待一下，把这个“件儿”当成案子查一查。如此，赵顺的目的大约已经达到了。其实这个“件儿”按说是不该由反贪局办的，申请对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复议复核，该是执法监督处的职责，但周济广没有多说，他心里有谱。

他没有先去给赵顺录口供，而是带着书记员到了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他们进屋的时候，龚大夫刚送走一位病人。

“你好，我们是检察院的。”周济广亮出了证件，“今天找您询问一些情况。”

龚大夫感到很意外，他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嗯，没问题，请等一下……”龚大夫关上了诊室的门，示意他们坐下。“请问，你们今天来是……”龚大夫问。

“嗯，是这样，市局经侦支队的赵顺，是不是曾经到您这里看过病。”周济广开门见山。

“赵顺……”龚大夫抬头想了想，“嗯，好像是有这么一个病人，但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赵顺得的是什么病？”周济广问。

“嗯，好像是一些强迫、焦虑的精神问题。”龚大夫说，“具体我得看一看病历，你们来是为了他的病情？”

“嗯，可以说是为了他的病。”周济广回答，“请你调一下他的病历。”

病历拿来后，周济广让书记员做了全套复印。“请您描述一下赵顺的病情。”周济广说。

龚大夫戴上眼镜，看着病历说：“嗯，他描述自身的症状是晚上无法睡眠，精神紧张，情绪起伏大。经我们检查，他有一定强迫、焦虑的症状，就给他开了一些诸如‘科素亚’‘罗拉’的抗焦虑药，嗯，这些病历上都写着呢！”

“可以确诊他有精神病吗？”周济广看着龚大夫问。

“不能，无法确定。”龚大夫也直视他。“精神方面的病，不同于其他疾病，不是简单的可以通过设备和仪器就能确诊的，我在给他检查时也只能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和他自己的描述判断，所以病历上写的仅仅是他有强迫和焦虑的症状，并不能确定是病。”龚大夫流利地回答。

“他一共来看过几次病？”周济广又问。

“嗯，我看啊，一次、两次……一共六次。”龚大夫回答。

“他实际只找你看过三次病，是吗？”周济广平淡地问。

“三次？嗯……”龚大夫犹豫了一下。“对不起，我每天接待的病人很多，具体的情况记不清了，但通过病历看一共是六次，这应该没有错。”龚大夫回答。

“为什么要伪造病历？”周济广问。

“什么……什么伪造？”龚大夫疑惑，“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再说一遍，为什么要伪造病历，伪造之前的三次病历？”周济广语气依然平淡。

“这……”龚大夫沉默了。他怎能想不起赵顺，怎能想不起他从医以来这唯一伪造的病历？他犹豫、他彷徨，他不知如何对待面前这位冷漠的检察官。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遇事莫乱，以不变应万变，才是处世之道。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龚大夫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您要问这个病人的病情，我可以依据病历进行回忆，但如果您连这个病历都不相信，恕我无能为力。”龚大夫拉下了脸。

“好，谢谢您的回答。”周济广干脆地说，“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也希望你说的是事实。这样，请你把刚才所说的情况写一份保证，我们好回去交差。”周济广从包里拿出纸笔。

“保证？写什么？”龚大夫一脸茫然。

“很简单，你就写，你从何时至何时给赵顺看过几次病，每次赵顺均在现场……”周济广叙述着。“嗯，最重要的，最后你要写上，此病历绝非后补或伪造，如系伪造将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周济广说着将纸笔推到他面前。

龚大夫没有接，也不能接，他知道周济广在将他的军，但此时却毫无破解之法。“对不起，我不能写。”龚大夫说。

“为什么？”周济广问。

“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但作为公民，我有权力拒绝你的要求。”龚大夫说。

“呵呵，你有权力拒绝。”周济广第一次笑了。“龚大夫，我今天来，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检察机关。作为医生，你有自己的职责，而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有自己的使命。我这人性子直，不爱拐弯抹角，我喜欢一句话，叫‘物质不灭’，所有行为都会留下痕迹，这是规律。我找你之前，查了你去年的出诊表，你每周是周一和周四出诊，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