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第一次审判

这些日子以来，我听到了当地民众对德·玛瑞尼案件的不满，特别是那些拿骚的土著人，这种不满的情绪差点促使他们去冲击监狱。可在这个七月末的炎热的星期二上午，在殖民地最高法院外的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市场上卖草帽的小贩，也有海滨大道上那些大店铺的老板。他们都像过节一样地充满了激动的情绪，好像是在剧院外正等着将上演的好戏，而不是站在一个法院的大门外。

在法院里，正上演的“好戏”是德·玛瑞尼的初审判决。他站在被告席上，在他的对面，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戴着一顶粉迹斑斑的假发，面容阴沉的法官正在朗读对被告的起诉。德·玛瑞尼的罪名是“故意并非法地”导致了哈利·欧克斯先生的死亡。

弗来迪穿着一件保守的褐色双排扣上衣，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甚至有些泛青。他正用拇指把玩着那条色彩斑斓的领带，用领带的头儿刮着鼻子，流露着自信。

“你的全名叫什么？”法官在审判桌后问他。

“玛瑞·弗来迪·福克阿科斯·德·玛瑞尼。”弗来迪一字一句地对法官说。

“我是原告的代言人。”一个拖着长腔的嗓音在法院的大厅响起，引起了嗡嗡的共鸣声。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从律师席后站起身，他穿着黑色的长袍、戴着假发。那清楚的措辞和纯粹的英国口音与他那非洲人的面孔及黑色的皮肤极不相称，却又绝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阿德雷，拿骚最著名的律师。他从未在任何一件谋杀案中败诉，现在是弗来迪这起案件的原告律师。

“我是被告的律师。”黑格斯站起来说。他那强壮的、运动员的骨架似乎在与原告律师比试着什么。他微笑着，笑容充满了自信。

两个穿着装饰琐碎的制服的警官正站在囚笼外，手洋洋得意地摩挲着挂在腰间皮带上的长剑的穗子，做出一副认真守卫囚笼的样子。那是个木制的囚笼，有六英尺长、五英尺高。弗来边坐在里面的木制长椅上，一扇铁门把他和外面广阔的世界隔绝了。

如果你是面朝法官站着，那这个笼子就在法庭的左侧，它的对面是陪审团（因为是初审，现在那儿空无一人）。

能容纳一百五十个人的座位挤得满满的，听众大多数是白人。他们的黑人男仆在天亮之前就来这里给老板排队占座儿了。南希并不在场，一会儿，她将作为证人出庭。这一刻，我坐在前排，当她的耳目。

法庭上最靠近观众席的地方，即在栏杆和辩护律师之间，塞进了两张桌子。哈利那律师和那两个迈阿密警察坐在那儿，以便解答新闻界的提问。《战地新闻》为这场有趣的案件留出了很大的版面；来自纽约、伦敦和多伦多的新闻记者与拿骚本地的新闻记者坐在一起；国际新闻联合会以及新闻记者协会也派代表出席了。吉米·克卡林代表《国际新闻动向》坐在这里，他紧挨着厄尔·加登，而厄尔正在和我轻声地交谈着。

“你是在回避我吗，黑勒？”这个矮小而活跃的侦探小说作家问我。“是的。”我答道。

他尖刻地笑了笑，继续问道：“阿德雷会反复询问原告的证人吗？”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询问呢？”

厄尔那圆圆的脸上挤出一丝干笑，眼睛在金丝边眼镜后烁烁发光，“噢，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通常，在这样的初审中，英国辩护律师不喜欢问太多问题。”

“我个人的愿望是，我希望阿德雷拿着短斧或喷雾枪在克里斯蒂身后追赶他。”

我又一次使他大笑了起来。而后，九点三十分，要开庭了。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有律师和法官低沉的声音主宰着整个法庭。而那些貌似犹豫不决的证人们，正在以一项项事例，把死亡的绳索一点点向德·玛瑞尼的脖子上套去。在这闷热得不透气的法庭上，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从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才带来了一点生机。阿德雷正神态自若地按法庭的正常程序，以案发当天上午为线索，对证人展开提问。

首先出场的证人是皇家警察绘图员，他绘制了案发现场的地形。继而，皇家警察摄影师把放大的死者照片挂在了一个画架上，照片就像一件残忍的艺术品，让观众席上的人们看了不禁一片唏嘘。法医奎克巴士是个四十多岁，冷漠、整洁的小男人，看起来并不像他的职业所应有的那么勇敢。他向大家描述了七月八日上午在案发现场所见到的情形，以及在法医检验室所见到的那些可怕的细节：在哈利先生的头颅后，有四处伤口，都是直径像铅笔一样粗细的小洞，穿透了哈利先生的头颅。他在描述中忽略了自己在看到那些伤口时的第一反应，他没说觉得那是枪伤。在陈述尸体解剖时，这位法医提到“把睡帽从死者头上拿开时，喷涌出大量的鲜血，”而且“好像头颅是被轻微撞伤的，在这之前没有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