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科迪莉亚乘11路汽车到达了萨默赛特府。刚下车，雷阵雨就接踵而来。天上划过一道闪电，几乎在同时，犹如密集炮火齐发般的雷声在耳边响起。她从停放着一排排汽车的院子中跑过，瓢泼大雨形成一道水墙，雨点像子弹般击打着铺路石，飞溅到她的脚踝上。她推开门，踩在门口的垫子上，身上流下的水沾湿了门垫。她松了一口气，哈哈大笑起来。在查阅遗嘱的人中，有一两个抬起头来冲她笑了笑，柜台后面，一位慈祥的女士发出了啧啧声。科迪莉亚在垫子上抖了抖外套，把它挂在一把扶手椅的背后，然后掏出手绢徒劳地擦了擦头发，接着朝柜台走去。

那个慈祥的女人很乐于帮忙。科迪莉亚向她咨询正确的程序，她指着大厅中间摆满卷宗的书架解释说，遗嘱是按照立嘱人的姓氏以及遗嘱存放在萨默赛特府的时间排序的。查完分类号后，只要把卷宗拿到前台，然后就可以提取遗嘱原件，交二十便士就可以查阅了。

由于不知道乔治·博特利的死亡日期，科迪莉亚有些无从下手。但她推断这份遗嘱肯定是在马克出生以后立的，至少也是在怀上这个孩子之后立的，因为这位外祖父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可是博特利先生也给自己的女儿留了一笔钱，这笔钱在她死后就转到了她丈夫名下。很可能是他死在了她前头，否则他肯定会重立遗嘱。科迪莉亚决定从马克出生的一九五一年入手。

她的推断是正确的。哈罗盖特市石门小屋的乔治·阿尔伯特·博特利死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他外孙出生后的三个月零一天。这份遗嘱是他在过世三个星期前立下的。科迪莉亚心想，不知他是意外暴毙，还是明知自己时日无多才留下遗嘱。她注意到，他留下了价值将近七十五万英镑的庄园，很好奇他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肯定不全是来自羊毛生意。她把这厚厚一册卷宗重重地放在柜台上，工作人员在一张白色的表格上填了详细信息，然后给她指了去会计室的路。她觉得收费并不高，几分钟后，她就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手里拿着那份遗嘱，借助灯光开始阅读。

早在皮尔比姆保姆告诉她关于乔治·博特利的事时，她就对此人没有多少好感。看完遗嘱之后，她也没有对他产生改观。她原来担心这份遗嘱冗长复杂，难以理解，实际上它简洁明了，一读便懂。博特利先生指示，在他死后要变卖所有财产，“因为我不希望那些小玩意儿引发不得体的争执”。他还适当地留了一笔钱，给那些在他临终前照顾他的佣人，但是科迪莉亚注意到，遗嘱中没有提到他的花匠。他把剩余的钱财无条件地分了一半给女儿，因为“现在她已证明了自己至少具有一项正常女人的价值”。剩下的一半则留给了他的宝贝外孙马克·卡伦德，但要等到他二十五岁生日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如果他还没有明白金钱的价值，至少也到了免遭剥削的年龄”。从资本中获得的进项留给了博特利的六个亲戚，其中有些人显然只是远亲。这份遗嘱还重新设立了一个剩余财产信托基金，受益人亡故后，该人所得到的财产将由仍然在世的人均分。立嘱人相信，这样的安排能够引导受益人们相互关心彼此的健康与生活，同时鼓励他们益寿延年。如果马克在二十五岁之前亡故，这项家庭基金也将继续运作，直到所有受益人全部去世。届时，所有资本将在他所选定的长长一串慈善机构中分配。就科迪莉亚来看，他选择这些机构是因为它们都声望良好，运作成功，而不是为了表达立嘱人的个人关切或同情。看来，他曾经向自己的律师索取过一份比较可靠的慈善机构名录。如果亲属中的指定财产继承人都不在了，他对这些财产的未来其实并不感兴趣。

这是一份奇怪的遗嘱。博特利先生没有给他的女婿留下任何东西，但显然也并不担心自己那多病的女儿一旦早逝，她的那份财产就会转入丈夫的名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份遗嘱像是在赌博，科迪莉亚对乔治·博特利的财产来路再次产生了疑问。然而，尽管这份遗嘱的措辞犀利，不近人情，却不能说它不公平或者不慷慨。他不像某些有钱人那样，即使死后依然企图控制这份巨额财富，不遗余力地阻止任何一枚铜板落入无权得到它的人手中。他无条件地把遗产留给了女儿和外孙。博特利先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但是想不尊重他也很难。这份遗嘱中的实际含义非常清楚：如果马克死了，他的那份遗产任何人都得不到，它将转给名单上的那一长串受到高度尊重的慈善机构。

科迪莉亚对遗嘱的主要条款做了笔记，她倒不是担心会忘记，而是因为伯尼一贯坚持要做详细的笔录。她在笔记本的开销记录中把那张二十便士的发票登记了下来，还把当日往返剑桥的便宜火车票和汽车票也做了记录。接着她把遗嘱送还前台。那场迅猛的暴风雨来去匆匆，此时，火热的太阳正晒干窗户上的雨水，被大雨冲刷的庭院中留下的积水也在慢慢蒸发。科迪莉亚决定只向罗纳德勋爵额外收取半天的劳务费，因为她要到伦敦的事务所去一趟。那里可能有邮件，也可能有别的案子等着她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