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匆匆去了一趟金利街的事务所。反常的闷热天气终于告一段落，她打开窗户，一阵微风把写字台和文件柜上的浮灰吹了起来。那里只有一封信，装在一只长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的是罗纳德·卡伦德的诉状律师的姓名和地址。信的内容很简短。

亲爱的女士：

随信附上一张三十英镑的支票，用以支付您应已故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之聘对其子马克·卡伦德之死进行调查所花费的资金。如果您对这个数额没有异议，就请在所附的收据上签字并寄回，我将不胜感激。

正如利明小姐所说，这至少能够支付她的部分罚金。她还有一些钱，足以让事务所再支撑一个月。如果到那时还接不到案子，还可以去找费金斯小姐，再找一份临时工作。一想到费金斯秘书社，科迪莉亚就毫无热情。日理万机（用这个词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费金斯小姐小办公室与科迪莉亚的一样寒碜，但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花花绿绿的墙壁，各种容器里插着的纸花，还有些瓷器装饰品和一张招贴画。那张招贴画总是让科迪莉亚觉得好玩：一个婀娜多姿的金发女郎穿着热辣的短裤，脸上露出歇斯底里的笑，正像跳山羊般跃过一台打字机，并尽最大可能暴露自己，同时两手各抓一把五英镑钞票。下面的说明文字是：“做一个星期五女郎，与有趣的人在一起。最优秀的克鲁索^{[12]都在我们的书里。”}

在这张招贴画的下面，坐着身材瘦弱、不知疲倦、像圣诞树一样灿烂的费金斯小姐。她总是在和一个个无精打采、年龄偏大、相貌丑陋、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面谈。她的这些“奶牛”中，难得有人能脱离苦海，找到一份终身职业。费金斯小姐会告诫她们，接受固定工作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语气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在告诫孩子性问题一样。不过科迪莉亚喜欢她。费金斯小姐会欢迎她回去，原谅她投奔了伯尼。接着，她会与幸运鲁滨逊私下里通一次电话，然后就有一只明亮的眼睛盯上科迪莉亚，就像妓院的老鸨会把新人推荐给挑剔的客户。“我们这儿最高级的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你一定会喜欢她——而且工作能干！”她还会在最后几个字上加重惊奇语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那些受到广告诱惑被费金斯小姐招入麾下的临时雇员当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希望来工作的。效率更高的机构还有很多，但是费金斯小姐只有一个。出于同情和莫名其妙的忠诚心理，科迪莉亚几乎很难逃脱那只闪亮的眼睛。确实，在费金斯小姐的克鲁索那里，很可能有一堆临时工作给她干。根据一九六八年的《枪械管理法案》第一节规定，非法持有武器不就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当事人从此将终身无缘参与公务员和地方政府与社会责任、安全相关的工作。

她坐在打字机旁边，翻开电话号码簿的黄页，准备把材料向名单上最后二十位诉讼律师分发完。这封信本身就使她感到难堪和郁闷。这篇东西是伯尼修改了十几遍草稿后编造出来的，当时看来，这封信似乎还不算离谱过头。可由于伯尼的死以及卡伦德案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所谓全面的专业服务、立即在国内任何地区展开工作、思维缜密且经验丰富的侦探人员以及收费合理等自卖自夸的话语，现在看来似乎狂妄到了既可笑又危险的地步。《商品说明法》中不是还有关于虚假表述的条款吗？不过，其中所说的合理收费承诺以及绝对自由选择，倒都是真的。可惜了，她淡然地想，没法找利明小姐来作证。捏造了不在场证明，接受了警方审讯，成功地掩盖了一场凶杀，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作了伪证。

刺耳的电话铃声把她吓了一跳。事务所里太安静，她甚至忘了还会有人打电话来。她心中不觉一阵害怕，眼睛睁得老大，盯着电话看了好几秒钟，才伸手抓起电话。

对方的声音平静而自信，彬彬有礼，但一点也不恭敬。那声音中没有任何恶意，但科迪莉亚却觉得每一个词都带有明确的威胁。

“是科迪莉亚·格雷小姐吗？这里是苏格兰场。我们还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回了事务所。你今天能不能找个方便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达格利什高级警司想见见你。”

十天后，科迪莉亚第三次被传唤到苏格兰场。现在，对这幢离维多利亚大街不远的钢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建筑，科迪莉亚已经熟门熟路了。不过，她在走进大楼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暂时抛开了自身的一部分，就像进清真寺前必须把鞋子留在外面一样。

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房间里没有多少反映他个人特点的东西。统一配置的书架上，一看就全是关于法律的教科书、各种条令条例以及议院的各种法案，加上一些字典和工具书。房间里有一幅很大的水彩画，画的是坐落在维多利亚堤岸的诺曼·肖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