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刑警异闻录 第一章 昨天爱侣缘定今生 今日逐新辣手除旧

我是一名老刑警，从事公安工作已经有三四十年了，这些年里，我曾经遇到很多大案要案和重案，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参与过的几个案件。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临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东方红农场（后来更名为江口农场）麦地里发现一具女尸。闻讯后，地区公安局副局长陆元祥带领刑侦科长冯忠、法医史家儒以及我一行四人赶到了案发地。

东方红农场原是省军区开发，故而管理体制如同军队，称之为营、连、排。相当于地方上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女尸倒臥在三连地段的麦田里。我们到达时，已是上午九点钟光景，县公安局的侦查人员和派出所的民警已布置了警戒线，等待勘察现场。

现场四周是大片青绿色的麦田，麦子已经抽穗，根根麦杆上挺立着丛丛绿芒，在轻风中骄傲地晃动。它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如同训练有素的士兵。温暖的阳光里，飘荡着淡淡的清香，广阔的绿色孕育着旺盛的生命力。如果你是来踏青，必然会为眼前的景色引发出许多浮想。

从尸体情况看，是个青年女子。身体仰卧在倒伏的麦杆上，没有血色的脸上，定格为悲苦之状，口唇外翻，嘴里塞满坚硬的泥块，内外裤被褪至膝下。朝向路口的麦地里，有两行麦杆折断、被人踩踏的痕迹。

这显然是一起凶杀案。

现场周围除茂密的麦杆外，未见任何其它物品。麦地表面干燥，凹凸不平，颗粒粗大，报案前已被多人践踏，无法发现有比对价值的足迹。

凡是有经验的侦查员，都知道现场对侦查破案的重要性。一个案子侦破的难易，侦查条件的好坏，基本上都取决于现场。现场走访中发现可疑情况，可以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现场有作案人遗留的物品，可以帮助判断侦查方向；现场勘查中能获取作案人遗留的痕迹，则可鉴定作案人的个体身份。即便是侦查负责人，也必须待现场勘查结束后，才能制定侦查方案，部署侦查工作。

这起案件的特殊环境，使技术员无法在现场发现和提取任何与作案有关的痕迹物证。

勘查中，突然有两个青年人穿过了警戒线，进入了中心现场，在技术员身后瞅着尸体窃窃私语。我一见大怒，喝问道：“干什么的，出去！”并示意现场保护人员注意了解他们的身份。

现场勘查规则很严格，未经勘查结束的现场，除现场勘查人员和现场勘查指挥外，包括侦查人员在内，任何其他人员一律不允许进入。现在中心现场出现了两个陌生的青年人，我自然要追问。

“我叫毛俨，是刚调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我们是根据院领导指示，赶到现场，提前介入的。”一个皮肤白净、五官端正、长相英俊的高个子青年人向我解释，並把工作证递到我面前。我瞄了瞄他的工作证，说了声“对不起”，告诉他们现在技术人员正在勘查，请他们先退出去，待技术人员对现场痕迹标示、提取后，再进来观察。这次偶然的摩擦，铸就了我们长久的友谊。从此以后，只要我们碰面，毛俨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干什么的，出去！”

现场勘查没有发现有利破案的物证条件，我们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尸体检验上。果然在尸体解剖检验中有了两大发现：一是现场中女尸系颈部遭卡压窒息致死，死亡时间在十二小时左右。女尸的内、外yin部都未检出*，从女尸裤子已被拉至膝下的情况看，这明显是一起伪造的强奸杀人案。二是死者已怀孕，腹中有一个不足三个月的胎儿。

陆元祥副局长指出：这是一起有隐在因果关系的杀人案，凶手应在死者的关系人之中。决定排查工作必须围绕死者关系人展开。首先要确定死者的身份，查清社会关系以及与死者有亲密接触的人员；其次要围绕从死者的家庭住地至现场一线的调查，了解这些住户中，有沒有人发现可疑情况；第三，重点查清案发前一天夜晚死者及其有联系人员的活动情况。当时担任临江县公安局长的徐环将人员分工后，分组调查工作立刻展开。

我随县公安局刑侦股副股长吴伯林一起，调查死者的基本情况。

东方红农场地处长江边沿，较为偏僻，以连队为单位，居住非常集中。因此，我们很快查清了死者的情况。

死者徐怡静，二十三岁，东方红农场二营三连人，一家三口，父亲徐海田，母亲许爱英，都是本地人。徐怡静的父母，已在案发前三天去上海看望亲戚去了，这几天是她一个人住在家中。

徐怡静是一个性情平和内向的人，平时除和连队几个小姐妹来往外，基本不和其他人接触。由于与生俱来的品貌端庄，在连队几个小姐妹中当属上乘人品，因而常常成为周围男青年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个叫季建中的，表现得最为热切，经常到徐家串门。徐怡静大概对他也有好感，有人曾经看到过他俩夜晚在江边闲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