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脱壳

我第一次见到那位自称雄鹿吉伦的人是在一九一六年夏末，也就是我出任箭山监狱典狱长的第二年。监狱的旧砖墙内没有生活区，我只能在两公里外的箭山村租了一间农舍，一条蜿蜒流过的小河把两处联系起来，而让我和吉伦走到一起的则是我们对吉尼斯黑啤酒和飞碟游戏的共同爱好，当地那家叫做哈拉南的小酒馆正是以这两样东西招揽生意的。

作为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年近不惑的一个小矮个，瘦得让人痛心，有一只眼睛是假的，两撇常见于东方人的胡须留在他的脸上显得不伦不类；花呢上装的胸前佩一条带横扣的怀表表链，再加上苏格兰便帽，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这还不算，更有一册活页笔记本常在他的手边，不时鬼鬼祟祟地往上面记些东西。他的确是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连乡野流行的荤素段子也讲得绘声绘色，看起来手头也宽余。他住在村中央一间包伙食的宿舍里，据称是一位作家，登他的稿子的是一些通俗杂志——《大商船》、《冒险事业》、《故事周刊》、《天下奇闻》等等。也许他是，但每当触及他的创作时他总是立即改变话题，更不肯透露他用的笔名或假名。

他绝口不提个人的经历。每当问及，他无一例外地会搪塞过去。由于他说话没什么口音，我想他可能是在美国出生的。我只是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偶然得知，他周游过世界。

我就是再活一辈子，恐怕也再难碰上第二个比他更令人着迷或费解的人，他在一九一六年那短短的几周里跨越了我的生命。

雄鹿吉伦是谁？或者雄论吉伦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一个怪人是被另一个怪人所吸引或激活呢？会不会是天意或巧合甚至超自然力量的结果？这些问题在吉伦和我搅进了那次最不可思议的犯罪后的六十年里，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

那是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箭山监狱要在那一天执行对杀人犯阿瑟·蒂斯戴尔的死刑……

那天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密集的雨滴像斩不断的思绪从黑压压的天空倾泻下来，闪电擦着人们的头皮划过，在狱墙上方留下似有若无的幻影。这使我本已紧张的神经又增加了几分负荷，这个行刑日似乎非同寻常。午后的那段时间我就坐在桌前，凝视着窗外，一边倾听着挂钟传来的滴答声，一边祈望，但愿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此刻就是下班时间，那样我就可以直奔哈拉南酒馆与吉伦碰头，喝我们的黑啤酒，玩我们的飞嫖。

下午三点半，两名自愿来监督行刑的村民到了。我让他们到休息室等候并交代说到时会有人来招呼他们。然后我披上一件雨衣，路过看守长罗杰斯的办公室，叫他跟我一起去行刑室。

应该说行刑室的面积并不大，墙倒是砖砌的，但屋顶是铁皮的，位置在监狱的一角，两边各是纺织车间和铸铁车间。室内的照明灯都镶在墙上，剩下的就是一排见证人座椅和一个固定的绞刑架。北墙上的那个门与死囚室相连。按照惯例，蒂斯戴尔已于五天前住进死囚室等待这一天。

蒂斯戴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在发生在首府的一次未遂抢劫案中，冷酷地杀死了三个人。就是关押在箭山监狱的几个月里，他也远不是什么模范囚徒。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可以对这些犯下死罪的人施以一定的同情，有两次，我还真向地方官请求过赦免。但是，对蒂斯戴尔，我无意挽留。

昨晚我去看他时曾问他是否想要一位神职人员来，或者最后这顿晚餐想不想吃点特别的东西，结果却听到了他最最恶毒的诅咒：他将从坟墓里诅咒我和罗杰斯以及所有在监狱工作的人。

我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当罗杰斯和我在四点十分进入死因牢房时，发现蒂斯戴尔完全还是老样子，只是他的躁狂症转入了忧郁期；他跪在小小的囚床上，双眼茫然地凝视着对面的墙壁。奉命守着他的两名狱警霍洛韦尔和格兰杰（后者也是官方指定的刽子手）告诉我，他像这样已经有几个小时了。我再次征求他的意见，要不要请神职人员。他不说话，身子也不动。我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请求，走向绞刑架时要不要戴上头罩。他没有反应。

我把霍洛韦尔拉向一旁，“也许用头罩好些，”我说，“对我们大家也省事。”

“是，先生。”

罗杰斯和我在格兰杰的陪同下离开死囚牢房，最后一次检查绞刑架。绳索已经挂好，该打的绳结也已经打好。格兰杰再次确认无误后，我打开了平台下面的门，这里有个小小的空间，离上面的平台有八英尺高，在死囚落入活动踏板后容纳他头以下的大部分身体，这样，其痛苦挣扎的形状将不会被监刑者看到——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所有的监狱推广，而我颇为此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