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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洗了个澡，刮了脸，换了身衣服，这才感觉干净了些。我做了早餐，吃了，把锅碗洗了，又清扫了厨房和后门廊，装了一斗烟，打了个电话给代接电话的服务公司，没人打电话给我。何必去办公室？那里只有新死的蛾子，新积的灰尘。办公室的保险箱里躺着我的麦迪逊总统像，我可以拿出来玩一玩，也可以玩一玩五张崭新的、还留着咖啡清香的百元大钞。我能这么干，可我不愿意。我内心深处有些别扭。这钱其实不属于我。这钱买的是什么呢？忠贞不贰对一个死人来说又有多少用处？哎，我这是宿醉迷离里看人生哪。

这个早晨长得没有尽头。我消沉，倦怠，迟钝，过去的分分秒秒好像掉进了虚空，带着轻微的呼呼声，如坠落的火箭。窗外灌木丛里鸟鸣啾啾，月桂谷大街上汽车川流不息。我平日里甚至听不见这些，然而今天我郁闷，易怒，刻薄，过于敏感。我决意要摆脱宿醉。

通常我早晨不喝酒，南加州的气候过于温和，不适宜。新陈代谢不够快。然而我现在却调制了一大杯冷酒，坐在安乐椅里，敞着衬衫，浏览杂志，读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家伙的荒唐故事，他有两位精神科医生，他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蜂巢里的某种昆虫，这家伙就在这两种生活之间来回穿梭。整个故事荒诞不经，不过倒也别出心裁，颇为有趣。我谨慎地控制着酒量，一次只喝一小口，随时注意自己。

中午时分，电话铃响了，一个声音说：“我是琳达·洛林。我打电话到你办公室，代接电话的人让我打到你家，我想见见你。”

“有何贵干？”

“我更愿意当面谈。我估计你偶尔也去办公室吧？”

“是啊，偶尔。有钱可挣吗？”

“我倒没往那边考虑。要是你想收费，我不反对。我一小时左右能到你办公室。”

“妙极啦。”

“你是怎么回事？”她厉声说道。

“宿醉。但我还能走动。我这就过去，除非你愿意来我家。”

“在你办公室更自在些。”

“我这里安静舒适，死巷，没有近邻。”

“我对这暗示不感兴趣——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

“没人理解我，洛林夫人。我是个难以捉摸的人。行了。我会尽快赶去办公室的。”

“多谢。”她挂了电话。

我在路上吃了个三明治，到办公室迟了些。我开了窗户通风，打开蜂鸣器，往候客室里一探头，发现她已经在那里了。她坐在曼迪·曼宁德兹坐过的那把椅子里，浏览着说不定是同一本杂志。她穿着棕色华达呢套装，看上去相当优雅。她放下杂志，严肃地望了我一眼，说：

“你的波士顿蕨需要浇水。我想还该给它换个花盆。气根太多了。”

我拉着门让她进来。波士顿蕨，见鬼去吧。她进屋后，我放手让门关上。我挪出客椅等她坐下。她习惯性地打量了一圈。我绕到办公桌后面。

“你这办公室不怎么气派啊，”她说道，“连秘书也没一个？”

“邋里邋遢的，不过我习惯了。”

“我想收入也不是太可观吧。”她说。

“哦，这我就说不准了，要看情形。要不要看看麦迪逊总统像？”

“什么？”

“五千块面值的大钞。预付金。我放在保险箱里。”我起身走过去，转动把手打开箱门，再打开里面的抽屉锁，从信封里抽出大钞，放在她面前。她似乎有些惊讶地望着它。

“别叫这间办公室的寒酸相给骗了，”我说，“我为一个老家伙工作过，他腰缠几千万，就是你老子也要对他客气三分。他的办公室不比我的强多少，除了天花板上装了隔音装置，因为他有点耳背。地上连地毯都不铺，是褐色油毡。”

她拿起麦迪逊总统像，夹在两指间拉过去，又翻了个面，然后放回桌上。

“从特里那儿来的，是吧？”

“老天，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洛林夫人？”

她把钞票推开，皱起眉头。“他有一张。和西尔维亚复婚后他就一直随身带着。他把它唤作私房钱。在他身上没找到。”

“也许是别的来路。”

“我明白。可世上有多少人会随身揣着五千块的大钞？有多少给得起那么多钱的人会给你这张大钞？”

这个问题用不着回答。我只是点点头。她毫不客气地继续往下说。

“马洛先生，你得了这钱，原本是要为他干什么？你是否愿意告诉我？最后去蒂华纳的路上，他有足够的时间说话。那天傍晚，你明确表示不相信那份自白书。他有没有给你他妻子情人的名单，让你从中找出凶手？”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回答，不过理由不同。

“罗杰·韦德有没有可能也榜上有名？”她的话很刺耳，“要是特里没杀他老婆，那凶手一定是个不负责任的暴戾之徒，不是疯子就是残暴的酒鬼。唯有这种人才会把她的脸打得——用你那令人反感的说法——血肉模糊。这就是你为什么对韦德一家那么殷勤——好一个‘妈咪的好帮手’，随叫随到：他喝醉了照顾他，失踪了去找他，他孤苦无助时把他领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