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5页）

然而，他只告诉伯格最近困扰他的麻烦：自主神经异常反射。

这个问题近来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头痛加剧。一些简单的原因——比如便秘——都会引发自主神经异常。他说这根本无法预防，除非避免任何压力和身体上的压迫。

莱姆的神经康复指导专家彼得·泰勒医生已经开始关注到这种异常反射发作的频率。上一次，大约一个月前，这一症状发作得非常严重，因此泰勒医生教给托马斯一些应急的方法，可以不必等医生到来便及时采取措施，并坚持要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设定在电话的快速拨号键中。泰勒警告说一次严重的发作足以导致心脏病突发或中风。

伯格对他的状况深表同情。他说：“在我进入这行之前，主攻的是老年整形外科，遇到的大多是骨盆或关节复位之类的问题。我对神经学了解得不多。你复原的机会有多大？”

“零。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莱姆说。可能是觉得自己说得太快，他又补充说：“你明白我的问题，是吧，医生？”

“我想是的。但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莱姆摇摇头，甩开几丝垂下的头发，说：“每个人都有自杀的权利。”

伯格说：“我恐怕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在大多数社会里，你或许有自杀的能力，但没有权利。两者是不同的。”

莱姆发出一声苦笑。“我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我甚至连这种能力都没有。这就是我需要你的原因。”

林肯·莱姆先后要求过四位医生为他实施安乐死，他们全都拒绝了。于是他说，好吧，我自己来。便开始最简单的绝食自杀法。但是这种慢慢饿死自己的过程竟然演变成一种纯粹的折磨。绝食导致剧烈的胃痛，还伴随着难以忍受的头痛，让他睡不着觉。最后他只好放弃。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托马斯有过一次极其痛苦的对话，他请求托马斯杀了他。这位年轻的看护眼含着热泪——只有此时他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情感——对他说，他也很希望自己能做得到。他可以坐在一边看着莱姆死去，可以强忍着不在紧要关头救活他，但他实在没办法下手杀了他。

后来，出现了一个奇迹。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在《犯罪现场》一书出版后，有不少记者来采访他。其中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引用了作者莱姆亲口所说的一段话：

“不，我没有写下一部书的打算。事实上，我的下一个大计划是杀死自己。这是很大的挑战。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一直在找人来帮我这个忙。”

这番刺耳的话引起了纽约市警察局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和他几个老朋友的注意。尤其是布莱恩。（她说他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到死，他必须停止这种只考虑自己的念头——就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样——还有，既然她已经来了，她想就应该告诉他自己正准备再婚。）

那段话也引起了威廉·伯格的注意。一天晚上，他主动从西雅图打电话给莱姆。经过一阵愉快的交谈后，伯格说他读过那篇关于莱姆的文章。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问：“你听说过‘忘川协会’吗？”

莱姆听说过。这是他几个月来一直在追踪的支持安乐死团体，一个比“安全通道”或“毒芹协会”更积极的组织。“我们的志愿者是从全国数十个希望接受自杀帮助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伯格解释说，“我们必须谨慎从事。”

伯格说他会持续跟踪莱姆的情况。在此后的七八个月里他们通过电话交谈过好几次，但伯格一直没有行动。今天是他们首次见面。

“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过去吗？只凭自己的力量。”

过去……

“像基恩·哈罗斯那种方法？没有。而且我觉得那种做法也不大牢靠。”

哈罗斯是一个住在波士顿的年轻人，因为全身瘫痪而决定自杀。在找不到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他最终用自己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结束了性命。凭借他仅存的一点活动能力，他在公寓里放了把火。火烧起来之后，驾着轮椅冲进火海。他死于三度烧伤。

这件案子经常被支持安乐死的人提起，作为反安乐死法造成的悲剧案例。

伯格很熟悉这个案例。他充满同情地摇摇头。“不，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死去。”他评估莱姆的身体状况，看着那些电线和控制板。“你的这些机器都有什么功能？”

莱姆向他一一解释这些电子控制设备——用无名指操纵的“埃弗斯和詹宁斯”控制器，用嘴控制的吹吸式控制管，用下巴控制的摇杆，还有可以把他对机器说的话转成文字显示在屏幕上的电脑读写机。

“但是这些东西都得需要由别人设定？”伯格问，“比如说，必须得有人去枪械店买来一把枪，把它装好，打开扳机，然后连接到你的控制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