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1987年意味着股市直冲云霄之后跌入谷底，伊朗门事件[1] 让罗纳德·里根在白宫地位不保，《大胆而美丽》[2] 占领千家万户。对我而言，那一年则意味着坠入爱河，以及，发现魔鬼的存在。

那时，我刚刚在普林斯顿度过三个年头的学生时光，住在白杨街上博物馆和神学院中间的一栋古旧建筑里。一楼是客厅和开放式厨房，楼上有两个双人卧室，各带一间独立浴室。从那里走路到我上英语课的麦考什楼，只需要20分钟。

10月的一个下午，我回了家，进了厨房，惊讶地发现一个瘦高的年轻女孩站在那儿，一头金色的长发梳成中分。透过那副粗框眼镜，她向我投来友善的一瞥，让她由内而外散发着严肃而性感的气息。她正使劲挤着那管芥末酱，没意识到自己还没揭下来封口处的锡箔纸。我把盖子拧开，撕下锡箔纸，递给她。她谢过我，然后把浓稠的黄色芥末酱挤在刚烤完的巨型热狗上。

“谢谢啦，”她似乎不愿意透露她的中西部口音，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老土，“来点儿吗？”

“不了，谢谢。顺便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理查德·弗林。你是新来的租客吗？”

她点点头，咬了一大口热狗，努力在回答我之前硬吞下去。

“劳拉·贝恩斯。很高兴见到你。我之前的那个租客是不是养过臭鼬还是什么东西？上面简直臭不可闻。而且，我得重新粉刷一遍房间。对了，热水器是不是坏了？我等了半个小时水也不热。”

“是烟，”我解释道，“我是说你之前的那个租客，热水器可不会冒烟……他吸的不光是烟，你懂的。除此之外，他人还不错。他突然决定休个长假，之后就回家了。好在女房东没让他付今年剩下的房租。热水器嘛，已经有三个水暖工来修过了。虽然于事无补，但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

“祝他一路平安。”劳拉边吃边说。接着她指着桌子上的微波炉：“我做了点儿爆米花，马上要看电视直播——杰西卡上了CNN[3] 直播。”

“杰西卡是谁？”我问。

微波炉“叮”的一声，爆米花好了。劳拉在水池上方的碗柜深处翻出了一个大玻璃碗，把爆米花倒在里面。

“杰西卡·麦克卢尔是个小姑娘，掉进得克萨斯的一口井里了。”她说，“CNN正直播营救现场呢。你怎么会没听说过？大家都在说这事儿。”

她把爆米花倒进碗里，示意我跟她进她的房间。

我们坐在沙发上，她打开了电视机，我们俩盯着电视，好一阵儿没说话。温暖而柔和的10月，雨水远不如往年丰沛，平静的暮光在房间的玻璃墙上漫溯。屋外三一教堂周围的一片公园，在黑暗中神秘地静卧着。

劳拉吃完了她的热狗，从碗里抓了一把爆米花，好像完全忘了我的存在。电视里一位工程师正和记者解释，如何在竖直的井中开展营救工作，才能让营救队下到地下，找到那个孩子。劳拉蹬掉脚上的拖鞋，在沙发上把腿蜷在身下。我注意到她的脚指甲上涂着紫色的指甲油。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我最终打破沉默，问她。

“我正在读心理学硕士，”她说，眼睛没从电视屏幕上移开，“这是第二个硕士学位。我之前在芝加哥大学拿了个数学硕士学位。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长大。去过那儿没？当地人喜欢骂印第安人，焚烧十字架[4] 。”

我意识到她至少比我大两三岁，有点儿心灰意冷。人到了一定年纪，似乎三年就差了不少。

“我以为只有密西西比是那样呢，”我说，“没去过伊利诺伊，我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我只去过中西部一次，大概是我15岁那年的夏天，我和我爸在密苏里州的欧扎克斯钓鱼。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还去了圣路易斯。心理学硕士？在拿了数学硕士之后？”

“嗯，我在学校都被当作天才，”她说，“高中的时候，我拿了各式各样国际数学比赛的奖项，21岁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准备读个博士。但我推掉了所有的奖学金，到这儿读心理学。我的理科硕士学位帮我拿到了一个研究项目。”

“好吧，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别着急啊。”

她掸掉T恤上的爆米花渣。

我记得很清楚，她穿了一条砂洗的牛仔裤，上面有几条拉锁，属于当时比较流行的款式，还有一件白色的T恤衫。

她走到冰箱前，拿了瓶可乐，问我要不要。她启开瓶盖，在两瓶可乐中各插了根吸管，回到沙发这边，递给了我一瓶。

“我毕业的那个夏天，爱上了一个男孩。”她的口音很怪，“他从埃文斯顿来，回家过暑假。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电子学硕士，专业和电脑有关。他叫约翰·R·芬得利，一个帅气又聪明的男孩。他比我大两岁，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对彼此有点儿印象。一个月之后，朱莉娅·克雷格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了。那丫头是我见过最蠢的动物，像个原始人一样，需要学习怎么用十几个单词把话说清楚，怎么给腿除毛，怎么用刀叉。我意识到自己虽然擅长方程式和积分，但却对大家的想法，特别是男人的想法一无所知。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加小心的话，可能就会在一群猫啊、天竺鼠啊、鹦鹉中间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第二年秋天来这儿的原因。我妈担心我，想让我改主意。但她足够了解我，确信让我改变主意比让我学会骑扫帚上天还难。这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从没后悔我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