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罗伊·弗里曼住在博根郡，和纽约隔着一条哈德逊河。但是他说要来纽约处理一些事务，所以我就在西36街的一家餐馆里订了位置。

他又高又瘦，样子像一位专门演配角的演员，就是那种在勇斗恶人的英雄背后默默做掩护的老警察的角色，他让人感觉是值得信赖的——虽然你并不知道原因，因为他在电影里只有一两句台词。

他的头发几乎完全白了，还有他精心修剪过的大胡子也是，遮住了他的下半张脸。他自我介绍之后，我们就攀谈了起来。他说他与一个叫戴安娜的女人有过近20年的婚姻，有一个叫托尼的儿子，刚刚满28岁，但是他很难见儿子一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离婚以后，他的前妻和儿子搬去了西雅图。他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在当地一家广播电台当新闻主播。

弗里曼并不讳言，坦陈自己应该对离婚负全责，百分之百，因为他太过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并且从前总是酗酒。在1969年那会儿，他是第一批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被分配到警局的警探，局里的一些人因此记恨他，尤其他还是一个非裔美国人。而且他强调，有人说种族歧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基本消除，尤其在小城镇的政府部门，这纯属谎言。当然，在那之前，电影里就已经开始有黑人演员扮演法官、原告、大学教授和警长的角色了，但是现实和电影是不一样的。不过弗里曼的收入不错——那时一个巡警一年能挣将近2000美元，而且他从小就想当警察。

他告诉我，在八十年代初，西温莎镇警局大约有50位警察，多数人年龄在40岁左右。局里只有一位女性，是当时新招的，而且除了一个拉丁裔[1] 警官何塞·门德斯，其他的都是白人。在新泽西和纽约，那是个冷酷的时期：快客瘟疫[2] 开始泛滥，虽然普林斯顿不算重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里的警察就日子好过。弗里曼在普林斯顿警局待了10年，然后在1979年去了默瑟郡的西温莎，在一个几年之前刚成立的侦探科工作。

他和我聊得很开心，并且坦言，自从退休以后他就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退休警察没多少知心朋友，这很正常。

“你为什么还对这个案子感兴趣，约翰？”他问。

他提议我们以名相称。虽然在他的口音和相貌中有些东西莫名让我有点儿畏惧，但是我同意了他的提议，并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都告诉了他。我已经无力再编故事了，没有什么“韦德传记”，也没有什么“悬疑谋杀案面面观”，我确信面前的这个男人值得我完全信任。他如此善良，还不知道我是谁便同意会面，并和我倾诉他一生中的辛酸往事。

所以我坦诚相告，理查德·弗林写了一本讲述那段日子的书，但是书稿的一部分找不到了。我受雇于这本书的文学代理，正在研究——或者说调查这个案子，希望重构事实。我已经和一大批人谈过话了，但目前仍没有确凿的结论，也不能确定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他指着他带过来的一个浅黄色信封。“我去了一趟侦探科，给你复印了这些。”他说，“我们到九十年代初才开始用电脑存档，所以这些是我翻遍了档案箱才找到的。没有秘密文件，所以拿出来很容易。把这些文件拿去读读吧。”他劝我说，并且把信封塞进我的包里。

接着，他给我简略讲述了一遍他所记得的事情：他怎样和法医去了韦德的别墅，此案在媒体上掀起的风暴，还有他们怎样缺乏有价值的线索，形不成一套解释凶案的理论。

“关于案子有很多事情都是相互冲突的。”他说，“教授过着安稳的生活，不涉毒、不涉黄，也不去任何不好的地方。他那时也没有和人有过摩擦，住在一个安全的街区里，邻里都是正派的人，相互之间认识很久了，都是学者或企业大亨。然后，突然之间，这家伙在自己家被打死了。他家里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但什么都没有丢，甚至现金和珠宝还都好好地放在那儿。不过我记得凶手在匆忙中翻找了他的住宅，有的抽屉开着，文件洒了一地。但是我们找到的指纹都是来自已知者的:一个整理教授图书室的孩子，还有一个有门钥匙、经常去他家的修理工。”

“那些散落在地上的文件，”我问，“有没有提供什么潜在线索？”

“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我记不得……所有东西都在这些复印件里了。但是我记得我们在别墅里发现了一个小保险柜，没人知道密码。于是我们叫了一个开锁匠来，他把保险柜打开了，里面却只有一些现金、契据、照片之类的，没发现和案子有关的东西。”

“教授刚刚写完了一本书，似乎书稿丢失了。”

“他的遗物是由他妹妹打理的。她在案发几天后从欧洲赶过来。我记得她，她特别像个电影明星，穿着贵重的皮草，戴了一堆珠宝，像个歌剧女主角似的，说话还有外国口音。她确实很靓丽，不瞒你说。我们问了她几个问题，但是她说她和已故的哥哥不是很亲近，她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