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当时在纽约有一个慈善机构叫“关注难民”，其工作人员自称为“忧国忧民的公民”；还有一种戏称是“行善者”。

这个机构自定的任务是，睁大眼睛注视那些被海浪冲到美国海滩上的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些人希望美国能够履行刻在自由女神铜像基座上的那些文字，希望美国能收留他们。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难民孤苦凄凉，被抢掠一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求生存的挣扎中花尽了最后的积蓄，而且通常顶多只能说一些只言片语的英文。

他们的直接对手是美国移民与入籍局。该机关的集体意见往往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申请入籍者都是江湖骗子，应该被遣送回原籍，或任何其他地方。

一九七八年初冬的那天，放在加尔文・德克斯特办公桌上的卷宗，是关于从柬埔寨逃出来的一对夫妻——孟鸿先生和夫人的。

孟鸿先生已经代表他们夫妻俩作了一份长长的声明笔录。这位受过法语教育的柬埔寨人是用法语陈述的，经翻译后，他的故事呈现在律师面前。

自一九七五年起，柬埔寨的统治者是波尔布特，此人是一个疯子、弑杀成性的暴君，他手下有一支狂热的军队——红色高棉。这在美国广为人知，后来因电影《杀戮的田野》而更加为世人所知。

波尔布特有一些浮躁的梦想，想让他的国家回归到某种农耕石器时代。他的幻想充满了对城里人和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的刻骨仇恨。这些人应该被处决。

孟鸿先生声称，他原是柬埔寨首都金边一所高级中学的校长。他的妻子是一家私人诊所的护士。显然，两人都属于红色高棉要处决的人。

当形势越来越严峻时，他们躲藏起来，在朋友和同事的房子东躲西藏，经常转移住所，直到最后，朋友和同事们也全都遭到逮捕。

孟鸿先生在声明中说，他们不可能潜逃到越南或泰国边境，因为在乡村，到处布满了为红色高棉通风报信的人，而他根本不像一个农民。然而他设法买通了一个卡车司机，这人同意把他们偷运出金边，穿越乡间抵达磅逊港。他用最后剩余的积蓄，说服一艘韩国货轮的船长带他们离开形同地狱的祖国。

他不在意、也不知道“仁川之星”这艘船舶驶往何处。结果它载着柚木去了美国纽约港。抵达美国后，他没去回避当局，而是直接报告并申请获准居留。

在听证会的前夜，德克斯特坐在厨房桌子边整夜没合眼，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睡在相距几米的隔壁房间里。这个听证会是他第一次上诉辩护，他要为这个难民尽他最大的努力。读完当事人陈述之后，他去翻阅移民局的答复。官方的回复口气相当强硬。

在每个美国城市，最高官员是地区行政长官。第一道障碍就是这个地区行政长官办公室。负责这个案例的行政办公室官员，以奇怪的理由拒绝了这项避难要求，他说按照美国传统，孟鸿夫妻应该去柬埔寨当地的美国使馆或领馆提出申请，并排队等候。

德克斯特觉得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几年前当红色高棉冲进金边时，所有的美国外交人员已经撤离了柬埔寨首都。

在第一道关卡遭拒绝，就把孟鸿夫妻推到了办理驱逐手续的程序之中。就在此时，“关注难民”组织听到了这个消息并尽力为他们辩解。

根据程序，申请入境人在地区行政长官办公室的听证会上遭拒绝后，可以请求举行一个更高层次的听证会，即有避难听证官在场的行政听证会。

德克斯特注意到在第一次听证会上，移民局的第二个拒绝理由是，孟鸿夫妇不符合遭受迫害的五条基本理由：人种、国籍、宗教、政治信仰和社会阶级。他觉得他可以指出，作为狂热的反共人士（他会去叮嘱孟鸿先生）和校长，当事人至少符合最后两条。

在明天的听证会上，他的任务是请求避难听证官，按照移民与国籍法第243（H）条，实施“暂缓驱逐”的宽限。

在其中一张资料的下面，“关注难民”的某个工作人员用小号字打印了一条注释，注明避难听证官名叫诺尔曼・罗斯。这个信息很有意义。

德克斯特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联邦广场二十六号的移民与入籍局大楼，去会见他的当事人。他本人并不高大，但孟鸿夫妇更矮小，孟鸿夫人就像一个娇小的娃娃。她透过啤酒瓶底般的眼镜观察着这个世界。律师手头上的卷宗告诉他，这对当事人的年龄分别为四十八岁和四十五岁。

孟鸿先生似乎很平静，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因为加尔文・德克斯特不会说法语，“关注难民”组织派来了一名女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