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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12日，星期二

昨天夜里，也就是周一夜里，我们把已经不省人事的巴布从三号营地转移走。一听到我们的叫喊声，其他人立刻从帐篷里跑了出来，他们原以为会听到他的笑声，想不到听到的却是我们的呼救声。我们一帮人跪在地上，把昏迷不醒的巴布・里塔围在中间，此时的他依旧四肢张开，面部朝上。

雷吉看了一眼这个夏尔巴人太阳穴上的肿块和一大片瘀伤，便把急救箱扔给理查，然后一边用尼泊尔语给另外两个夏尔巴人下命令，一边给他们指出方向，接下来她和他们一起跑回帐篷，用多余的帐篷帆布和帐篷杆组装担架。理查蹲伏在巴布身边，小心翼翼地扬起他那血流如注的脑袋，飞快地把两个纱布垫放到巴布头皮上大量出血的部位，快速缠绕纱布绷带把纱布垫固定住。他敏捷且淡定地用他的铅笔刀剪断绷带，把绷带打成结。

“他还好吗？”我问。我的贴身夏尔巴人出意外了，我整个人，乃至我死气沉沉的语气，都表示我内疚无比，我要为这次意外负上责任。让-克洛德看上去同样很内疚。

“头部创伤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理查说。他一直轻轻抬着巴布的肩膀，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脖子和后背，一直向下摸到他的尾椎骨处，“我想他的脊柱没有受伤。我们可以移动他。我们现在能采取的最佳措施就是尽快把他运到大本营，让帕桑医生给他医治。”

“挪动他真的安全吗？”J.C.说，他很久以前告诉过我，夏蒙尼向导全都接受过训练，对于从山上摔下来的人，只要有丝毫脊柱受伤的可能，或者严重的脖颈创伤，就绝对不能移动伤者。

理查点头。“根据我刚才触摸后的判断，他的脖子没断。他的背部没问题。我觉得移动他比让他整夜留在这里危险要小。”

雷吉和尼玛・特仁带着临时搭建好的担架回来了，他们把帆布对折缠绕在两根6英尺长的帐篷杆上，并牢牢扎紧。

“我们需要人把他抬下山，”理查说，“我看得要六个人。四个人抬担架，另外两个随时替换这四个人。”

“我们来抬他。”我和让-克洛德带着哀伤和内疚异口同声道。

理查点点头。“彭巴、铎杰伊、登津、尼玛，你们四个人和两位大人一起下山。”

雷吉飞快地给三个不懂英语的夏尔巴人进行了翻译。我之前看到雷吉已经取了两盏提灯和两套头灯回来。她一直等待着，最后我们蹲伏在毫无意识的巴布身边，数了三下，极为轻柔地把他从雪地里抬到已经展开的担架上。

雪地上沾满了巴布的血，他的绷带已经被血染红了。

雷吉默默地把提灯交给彭巴和铎杰伊，然后把头灯装备交给我和J.C.。“特比！”她叫在一旁守候的夏尔巴人中个子最高的那个。我记得特比・诺盖会说英语。“你来当通信员，先行一步，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告诉二号营地和一号营地的人，我们到达每个营地的时候，可能需要新的志愿者来抬担架。不过不要在这些营地浪费太多时间，你要尽快到大本营，看看帕桑医生是不是能够上山来接抬担架的人。一定要向帕桑医生说清楚巴布・里塔头部的伤势以及他是如何受伤的。大帐篷外还有一盏提灯，出发时拿上吧。”

特比点了一下头，慢跑着离开了这道雪坡，跑过营地区域内被雪覆盖的粗糙冰碛石时一把拿起了提灯，片刻之间便消失在了冰柱后面，随后登上了冰川上的小路。

让-克洛德抬起了担架杆的左前端，我则握紧右后端。尼玛・特仁抓住右前端，登津・伯西亚和我一起抬后面。我们再一次数了三下，然后把担架抬到了及腰处。巴布・里塔仿佛没有一点儿重量。

“我们先在三号营地把明天需要背运的东西整理出来，一弄好就去追你们，”理查说，“告诉帕桑医生，我会带着所有人去一号营地或大本营。”

向冰川下方行进这段路非常累人，尤其是因为漫长的白天里我们都一直在登山。在我们爬上冰川准备下山之前，雷吉交给彭巴一整套吸氧装置和装在背物架上的三个满氧气罐。她的主意是，如果我们累了，就可以离队，吸一些“英国空气”，同时让彭巴或铎杰伊接替我们。

可我和让-克洛德都没有中途退出，我们用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山，经过了几个营地，甚至就连夏尔巴人都轮流替换了对方。我俩也经历了非常难熬的时刻，比如说绕道下山来到冰川上，然后向上行进，再次翻越数道陡峭斜坡。在这样的时刻之后，有那么一两次，彭巴把氧气罩先是举到了J.C.的脸上，又举到了我的脸上，我们吸了几口丰富的英国空气，继续抬担架下山。戴着仿羚羊皮棉织物面罩的巴布・里塔看上去就和睡着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