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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安东身后回到了策划室。白天早些时候，我在那里见到过贾斯帕。我很快就观察到里面的布置稍微改变了一些。中央讲台上放着一块供发言者使用的白色书写板及一个黑板架。桌子四周原来只放着八把椅子，现在增加到了十把。砖砌壁炉上放着一个邮局大钟，旁边还贴着“禁止吸烟”的法语警示。贾斯帕已经洗漱并刮过脸，在通往屋子的门旁，显得很不起眼，本尼寸步不离。

我扫视了桌子一眼。无名会议怎么能放上与会者的名牌呢？穆旺加扎的名牌上写着“资深人士”，放在桌子本地方一侧的中央，即“首席”。在他两侧分别是他的忠实助手“秘书先生”与忠诚度较低的“顾问先生”，后者昵称“塔比”，麦克西不信任他，塔比告诉他现在几点他也不会相信。这三人位置的对面、落地长窗的后面则是“三人组”的位置，名牌上只写着“先生”及其各自姓名的首字母：D指迪德纳，F指弗兰科，H指布卡武老大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人们更常称之为“哈贾”。由于弗兰科年纪最大，他被安排坐在中间的那个位置上，正对着穆旺加扎。

由于这张椭圆桌子的两边都已经有人坐了，我们的人只能分坐在两端。桌子一端放着一个写着“上校先生”的名牌，我猜那就是麦克西的位置，在它旁边放着“菲利佩先生”的名牌，而我和贾斯帕被安排坐在桌子另一端。我下意识地注意到，贾斯帕被尊称为“公证员先生”，而我却只被简单地称做“口译员”。

菲利普的座位前放着一个黄铜手摇铃。直到现在，它仍然在我的记忆中鸣响。这个手摇铃有一个黑色的木柄。圣心避难所学校有个大钟，把我们这些学生的日常生活挤压得毫无空闲，这个手摇铃简直就是那个大钟的缩微复制品。在学校，大钟将我们从床上拖下来，告诉我们何时要祈祷、何时要吃饭、何时要去厕所、何时要去体育馆、何时要去教室、何时要去足球场、何时要再次祈祷、何时要回床睡觉、何时要与自己心中的魔鬼角力。安东竭力向我解释说，这个手摇铃将使我变得像真人版悠悠球一样，在锅炉房与策划室之间急匆匆地上来下去。“他要宣布休会时就会摇响这个铃，当他觉得寂寞，要你们回到桌前继续开会时，就会再摇响它。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休息不了，不是吗，先生？”他向我眨了眨眼，补充道，“我们都得待在楼下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地方，静守斯拜德的监听网络。”

我也向他眨了眨眼，对他的同志情谊表示感谢。一辆吉普车驶进院子，停了下来。安东像精灵一般迅速穿过落地长窗，离开了策划室。又一架飞机低飞着掠过我头顶的天空，但我还是没看清楚。又过去了若干分钟。在此期间，我的视线似乎有了自我意识，不再看着策划室，而是暂时凝视着落地长窗外地面上的壮观景致。我看见一个相貌完美的白人绅士从草坡与天际相交处走来，在观景台上驻足休息。他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浅黄褐色长裤、粉红色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领带，最外面穿着一件近卫团军官们划船时穿的那款海军蓝贴身套衫。他站在两根柱子之间，对着来路微笑着，那架势就像英国以前的埃及学者。即使到了今时今日，我也得承认，第一眼瞥见这名男子，我就意识到，我的人生旅程中新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此从不怀疑，我当时偷偷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菲利普（或菲利佩），我们的自由职业者、非洲问题顾问、此次会议的组织者、穆旺加扎及其他与会代表的亲密朋友。再次用麦克西的话来说，他是“此次行动的头儿”。菲利普法语与林加拉语讲得十分流利，但斯瓦希里语很差。

菲利普之后，天际处走来一个身材细长、举止庄重的非洲黑人。他留着胡须，穿着一身颜色素淡的西服。他走路时的姿态也显得像是在沉思默想，让我不禁想起了麦克尔修士在大斋节穿过圣心避难所学校院子时的样子。因此，我无需细想就能判定他就是迪德纳，被刚果人鄙视但先父深爱的班亚穆伦格族的全权代表，既是一位五旬节派牧师又是一名军阀。

迪德纳之后又是一个非洲黑人。可能这先后顺序经过了精心策划，这个人与迪德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身材高大，秃顶，身穿一件闪亮的棕色夹克。当他拖着左腿一瘸一拐地前行时，身躯一起一伏，显得很凶悍，那件夹克几乎包不住他彪悍的身体。这人还能是谁？他肯定就是弗兰科，我们的瘸腿老兵、前蒙博托时期的凶手、现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上校或军衔更高的军官。他是走在他前面的迪德纳的宿敌，但偶尔也是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