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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亚，当一名口译员——即便是顶级口译员——没有东西可译的时候，他只能去破译自己了，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归宿的人。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下这些东西的，虽然我不太清楚自己要写给谁看。但现在我知道了，我是写给你看的。还得过几年才会有人请你去破解安德森先生过去所称的“巴比伦楔形文字”。到那个时候，我希望自己能跟在你身边，向你展示“巴比伦楔形文字”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如果你懂斯瓦希里语的话，那根本不成问题。

我最爱的继子，要小心你生活中任何被打上了“特殊”标记的东西。“特殊”一词有许多种意义，每一种都不好。有一天我会给你读一读《新基督山伯爵》这本书，那可是已故伊梅尔达阿姨的最爱，写的是所有犯人中最特殊的一个。现在英国就有许多“基督山伯爵”，而我正是其中之一。

那是一辆特殊的货车，没有车窗，但车厢里放满了特殊的设备，专为特殊的被捕者而设。为了警方人员的安全与舒适，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车程里，我这个特殊的被捕者就被绑在这辆车里。他们为防我尖叫抗议，扰乱治安，还往我嘴里塞了个特殊的皮马衔，不另外收费。特殊囚犯只有编号，而无姓名。我的编号是26。

我住在特殊囚犯区玛利亚营。那是一排重新刷了漆的小屋，原先是英国于1940年专为英勇的加拿大盟军士兵而建的兵营，周围拉着足够长足够高的带刺铁丝网，以阻止一切纳粹军队潜入。对于许多仍然相信正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来说，这很不错；但对我们这些被关押在玛利亚营的人来说，那就不太妙了。

我们的监狱为何会以圣母玛利亚的名字来命名，并无官方解释。有些人说第一个加拿大盟军指挥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J.P.沃纳先生则另有说法。他以前是英国皇家宪兵，现在则是特殊囚犯区官员。就他所言，玛利亚是当地小城黑斯廷斯的一个女性。在英国独立抗击纳粹的最黑暗时期，在每天最后一次阅兵之后与当晚宵禁之前的那若干小时里，玛利亚都会“接待”整整一个排的加拿大士兵。

一开始，我跟沃纳先生发生了几次小矛盾，那时可没人会想到我跟他之间居然会发展起良好关系。但从他得知可以分享麦克西慷慨给我的那些酬金起，我们之间就发展起良好关系了。他向我保证，他从未跟黑人发生过口角，因为他祖父曾在苏丹国防军里当兵，而他父亲在肯尼亚动荡不安期间在那当过殖民地警察。

特殊囚犯享有特别权利：

——不必到我们的监狱边界外冒险。

——不必跟其他囚犯一样到城里晨旅，不必站在交通灯下向乘车者兜售已无香味的玫瑰，不必去擦他们的宝马车却换回几句辱骂。

——必须一直保持沉默，不得打电话，不得接电话，不得写信，送来的物品只有在当局检查同意之后，才能由J.P.沃纳先生把它们作为一种恩惠转交给我。沃纳先生对我说，他的这种职责非常重大。

“我可不是在听你说话，26号。”他喜欢在我面前摇晃着他的手指，这样提醒我。“我是跟空气坐在一起。”他在又喝了我一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后还会这样补充一句。“可不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坐在一起。”但沃纳先生是个精明的听众，如果人生是一片海，那他已经游遍了海角。他掌管过边远地区的一所军事监狱，在很久以前他甚至犯过轻罪，并因此尝过苦头，但具体犯了什么罪行他拒绝透露。“26号，阴谋不算什么问题。人人有所图谋，但没人能得逞。但隐瞒时代，上帝助人。”

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也是一种安慰。

现在回想起来，我一开始在玛利亚营的监狱生活不顺，那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明白了。到达监狱新犯接收处时，我整个人完全被打上了“特殊”标记，那就足够激怒许多人了。而名字前面被标上“PV”（该词现在指“暴力倾向”），嗯，那你就更罪有应得了。在玛利亚营总部旧教区牧师住所屋顶上，监狱里的一些索马里人曾静坐示威。为逃避孤独，我也加入其中，于是才了解到上面这点。我们向世界传达和平的信号。我们有穿着亮色棉质衣服的妻子与在主日学校上学的儿女。我们迎着监狱的探照灯伸出床单，床单上面写着我们的请求：不要送我们回去受折磨，布莱尔先生！我们要在这里受折磨！但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跟我那些示威的同伴们持不同意见：他们跪着祈求给予他们留下来的权利，但我却巴不得被驱逐出境。一小队戴着头盔的无名警察手执棒球棒驱赶我们，我因此付出了代价，这才发现，在监狱里，团队精神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