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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躺在完工缝纫手的房间里，在地板上，在那些原住民女人为她们从圣巴拉斯涌进来的表亲姑姨叔伯所准备的一堆毯子上。他们的头顶上挂着成排等待缝扣眼的定制西装。天光是仅有的照明，城市的灯火辉煌使光线转成粉红色。仅有的声音是西班牙大道的车流声，以及玛塔在他耳边如猫的低语。他们衣着整齐，她破碎的脸埋在他脖子边。她颤抖着，潘戴尔也是。他们合而为一，一具冰冷恐怖的尸体。他们是空房子里的小孩。

“他们说你逃税漏税。”她说，“我告诉他们，你付了税。‘我记账，’我说，‘所以我清楚这事。’”她停下来，怕他可能想说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们说你没缴员工的保险费。我说：‘我负责保险，保险费都缴了。’他们说我不该问问题，他们有我的档案，我不该认为因为我被打过一次，就已经免疫了。”她挪动头，靠着他。“我没问任何问题。他们说我卧室墙上挂着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他们会记在我的档案里。他们说我又和激进学生混在一起。我说我没有，这是真的。他们说你是间谍，说迈基也是间谍。他们说他酗酒只是手段，用来遮掩他是间谍的事实。他们疯了。”

她说完了，但潘戴尔花了些时间才意会，因此也迟了一会儿才转向她，用双手抚着她贴在他胸口的脸颊，让他俩的面孔合而为一。

“他们有说是哪一种间谍吗？”

“还有其他种类的间谍吗？”

“真实的那种。”

电话在响。

电话在他们头顶上响。在潘戴尔的一生里，电话很少是这么响起的。这部电话放在一个常让他联想起内脏的装置上，但他记起那些原住民妇女靠电话为生，对着电话欣喜若狂，潸然泪下，紧紧抓着话筒，倾听丈夫、爱人、父亲、酋长、子女、工头和无数面对无解问题的亲戚的每一句话。电话响了一会儿之后——若依他个人的独断判定，电话已响了一辈子，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只响了四声——他注意到玛塔已不在怀里，站了起来，整装扣衬衫，准备接电话。她想知道他是接呢，还是不接。如果电话来得不是时候，她总会问这个问题。突然，他涌起一股顽强的脾气，也站了起来，结果他们又贴得很近，和躺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我在这里，而你不在。”他对着她耳朵说，语气坚决。

没有诡计，没有装模作样：只有他发自内心的保护之情。犹如小心提防似的，他让自己站在玛塔与电话之间，粉红色的天光在头顶闪耀——蒙眬中有点点星光——电话不停地响，他凝神思索，想摸清它的目的。要先考虑最恶劣的威胁，欧斯纳德在他们的训练课程上提过。所以他思量再三，最恶劣的威胁似乎就是欧斯纳德自己，所以他想是欧斯纳德。接着他想起大熊，然后他想到警察。最后，因为一直惦记着她，所以他想到露伊莎。

但是露伊莎并不是威胁。她是他很早以前所创造的受害者，她母亲、父亲，以及布瑞斯维特、班尼叔叔、慈惠姐妹会，以及所有创造他成为今天这个他的人全是帮凶。与其说她对他造成威胁，不如说她让他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有错误。他如此小心翼翼营造，却依然误入歧途，这就是个错误：我们不该营造关系，但如果不能这样做，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最后潘戴尔实在没有什么人可想了，只好接电话。但他拿起听筒时，玛塔也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指节贴在唇上，露出牙齿，轻轻、迅捷、放心地咬啮。她的姿态让他有些激动。他把话筒贴在耳边，挺直身子，用粗率、清晰，当然还带有戏谑语气的西班牙语开口说话，显示他内心犹有挣扎，并非永远顺时应势。

“这里是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如果他下意识里想故作幽默风趣以去除入侵者的敌意，那么很遗憾，并没有成功，因为射击已然开始。他的话还没说完，第一发声音已经到他身边：一声声有规律、从容不迫、逐渐升高的爆炸声，伴随着阵阵轻微的机关枪、手榴弹，以及跳弹短暂的胜利呼声。有那么一两秒钟，潘戴尔以为侵略行动又重新展开了；只是这一次，他已允诺在科利罗区陪玛塔，这也是她亲吻他手的原因。接着，在开火的枪弹声里，理所当然地出现受害者的呜咽，在暂时利用的庇护掩体里回荡。控诉，抗议，咒骂，索求，夹杂着惊恐与愤怒，哀求上帝的宽恕补偿。但慢慢的，所有的声音变成一个，声音属于安娜，迈基·阿布瑞萨斯的情人，玛塔的童年好友，巴拿马惟一能容忍他，在他喝多了乱七八糟东西呕吐时替他清洗、听他谈天说地的女人。从潘戴尔认出安娜声音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她要说的是什么事。只是和所有善说故事的人一样，她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待最后。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把电话交给玛塔，一直自己聆听的原因。他要自己的身体承受鞭挞，不要她受苦，不要像上次“钉耙”不准他制止他们毁坏她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