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后

三十岁时，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他人根本无法分担。作为一名在英国驻联邦德国（西德）首都波恩使馆里冒充为初级外交官的情报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个秘密，而对我自己而言，大多数时间里我也是个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都是以笔名发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经过了我所供职的机构的许可。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审查后，《柏林谍影》也被许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这部作品未能获得出版许可的话，我之后会做些什么。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审查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认定，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是虚构的，与个人经历无关，而且相应地，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判定，这部书中的故事不仅是真实事件，还更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被这一论断吓坏了的我怀着敬畏观察事态的发展，随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家宣称这部书里讲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这部书逐渐登上了畅销榜，并在榜单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渐演变为了一种无力的愤怒感。

愤怒，是因为自从我的这部小说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会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并把这些写下来的正常作家。

但当时的记者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他们而言，我是一名凭空冒出来的英国间谍，讲述着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我越否认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谜团。

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这时我受到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套让我获得关注的宣传说辞。虽然我未作任何反对，但我仍然不喜欢。可即便我想反对，我也说不出什么能改变这一趋势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对。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一直是国家机密，这绝对无可指摘。任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情报机构则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时选择泄露出一个名字。他们或许会展示一两个情报巨头来让我们小小见识下他们的无所不知和开放度—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前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对他们而言只能意味着灾难。

不管怎样，我都有我自己的顾虑。我和之前的雇主没有任何过节，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这本小说在美国扬名几个月后，我现身于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我虽然很紧张，但一直在诚实地否认着：不，不，我从来没当过间谍。但是，那次经历却是一场噩梦，毫无疑问。

当一位有消息来源的美国记者嘲讽地告诉我说，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国情报机构上层对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官员透露说，我一直是在职的英国情报人员，这让原本的谜团更加说不清了。而且这位记者还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众多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同行好友，这样一来，现场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谎。

五十年来，自此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似乎都是为刺穿我的伪装、找到那个并不存在的真相而进行的努力，也许这便是为何我这么讨厌采访的原因吧。

***

《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最终因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终结。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将这部书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伦敦机场的一次无言的相遇。当时一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点的雨衣筋疲力尽地将一把混着外国硬币的钱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砺的爱尔兰口音给自己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告诉酒保说那点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间，阿历克·利玛斯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虽然我的记性不太靠得住，但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

如今，我把这部小说看作发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饰好的爆炸，这次“爆炸”之后，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没错，没错，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已经断断续续地为情报机构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十年而变得完整，我一直为自己太年幼没有参加“二战”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靠发战争财发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不过，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学浅，而且在进入英国情报机构许久之前，我就具备了一种编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种事实收集起来。在我的情报机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事实上，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虽然后来他们一定为自己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觉得太多的人太把这本小说当真了，还因为任何英国情报人员会做出叛国之举的暗示，在他们看来都对情报机构的伦理原则造成了贬损，而且会不利于情报人员的招募工作，进而会伤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后这一项指控可真有些夸大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