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陀夫·奥布拉斯特东南|亚速海|7月4日|
内斯特洛夫坐在沙滩上,将脚趾埋在沙里。这片沙滩深受附近城市罗斯托夫顿居民的喜爱,该城距离这里大概四十公里左右。今天也不例外,沙滩上人群熙攘。好像该城的居民全部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漫长的冬季让他们的皮肤都失去血色。他能从这些人的体型猜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吗?体型较胖的人也许是某号重要人物,不是工厂管理人员,就是国家安全部高级军官——不是拿脚踹门的那种,而是在表格上签字的那种。内斯特洛夫尽量不与他们的视线接触。他只关注自己的家人,他的两个儿子正在浅水里嬉戏,他的妻子就躺在他身边,侧着身在睡觉——双眼紧闭,两手插在脑袋下方。乍一看,他们似乎非常满足:完美的苏联家庭。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放松下来——他们在度假,驾驶的是官方民兵用车,用的是国家燃料券,这些都是对他成功、谨慎、有效地处理两桩谋杀案件调查工作的奖励。他们让他放松放松,这是对他的命令。他在脑海中重复着这些话,仔细咂摸话中的讽刺意味。
瓦尔拉姆·巴比尼奇的审判持续了两天,他的辩护律师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根据法律程序,被告方只得依靠原告及律师所使用的相同的专家证词。他们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证人。内斯特洛夫不是律师,无须理解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在巴比尼奇的案件中,这名被告必须在检察当局没有安排证人的情况下证明他的“精神失常”。由于379医院没有精神病医生,检察当局挑了一名没有经过任何特殊训练的专家来做鉴定。这名医生声称,他认为瓦尔拉姆·巴比尼奇能够明白是非之间的差别,知道谋杀是不对的;被告的智商诚然有局限,但足以理解犯罪的概念。毕竟,他在被逮捕的时候说了一句:
我遇到大麻烦了。
被告别无选择,只得再传上同样这位医生,试图提出不同观点,但瓦尔拉姆·巴比尼奇被判定有罪。内斯特洛夫收到一封打印信件,信件内容确认子弹穿过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后脑勺,他双膝跪地而亡。
提亚普金医生的案件所花时间较少,几乎不到一天。他的妻子出庭作证,说他具有暴力倾向,描述他的病态幻想症状,声称她之前没有提出来的唯一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不保。证词内容换来的结果是她被调到乌克兰的一个城镇——沙赫蒂,在那里,她可以不用继续活在丈夫的污名之下。由于出了沃瓦尔斯克镇,没有人听说过这起犯罪,她因此也无须改名换姓。
随着这两桩案件的尘埃落定,法院以反苏行为对将近两百个人进行诉讼。这些同性恋者分别被判五到二十五年苦役。为了尽快处理这么多案件,法官根据这些人的雇用记录、拥有几个孩子以及最后根据他们指称的性伴侣数量来制定判刑方法。如果是党员,则被认为与被告身份不相符合,因为他们让党名誉扫地。他们的觉悟本来应该更高,因此被剥夺党员身份。尽管开庭程序枯燥反复,内斯特洛夫自始至终都陪着这两百名被告,一直挨到最后。在最后一个人被判刑之后,他才走出法庭,发现地方政党官员都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接下来一两个月之内,他就会拥有新公寓了,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就算不是,年底应该没有问题。
在审判结束的几个晚上,当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说,他迟早会答应帮助里奥;她希望他能义无反顾地干到底。他难道一直在等她同意吗?也许如此。他不仅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而且还会赔上全家人的性命。这还不是提问或调查时出现的技术问题,而是单独行动。独立行动始终都是在冒险,因为这暗指了国家设置的结构是不成功的,意味着他个人能完成的事情是国家所做不到的。但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不动声色地开始调查工作,从与同事之间的谈话中做一些随意的调查。如果他发现并没有类似案件,没有其他儿童被谋杀,那么他就有理由相信由他促成的残酷惩罚就是公正适当的。尽管他不信任里奥,对里奥鼓动起来的怀疑氛围感到愤慨,但他无疑假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的工作有意义吗?或者它只是一个谋生手段?想要生存下去,这并无羞耻可言——大多数人的职业就是如此。但这是否就足以让人卑鄙地活着,甚至无需一点自豪感,无须为某个目标而服务?
在过去十周里,内斯特洛夫都是独自行动,不与里奥讨论或合作。由于里奥一定处在监视当中,所以他们之间接触越少越好。他所做的就是草草给里奥写了一张字条——我会帮你的——其中包括马上毁掉字条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