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9

世上那么多人的那么多死亡中，我们偏偏挑上了道奇的这桩。原先好像是难得的好运，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由于他的死亡显然是一桩意外，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了，而既然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布洛迪·威尔森还不如搭上飞机回家。蕾拉·库马利警探这点没有说错。

我帮自己争取到了几天，但根本不够。我离开警察局时，心里再度想着，每回害你出错的，就是那些不假思索而认可的假设。“低语死神”和我当初该更深入研究，问我到底打算查些什么。平心而论，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很累又很绝望，而且在大部分的状况下，一个二十八岁青年坠落在海滨岩石上的命案，看起来是值得调查的。但借口没有用，我们把未来赌在这桩案子上，结果也付出了代价。

问题是：那我该怎么办？简短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不过我有个办法处理压力，那就是走路或工作。博德鲁姆给了我机会可以两者兼顾，我也提醒自己，我主要的任务—或至少是任务的第一步—就是逐一确认旧城区里公用电话亭的位置。

于是我从背包里拿出那个安装了特殊照相机的手机，把电池塞回去，在街道尽头右转。我照着我脑袋里面记得的地图，快走了五分钟后，至少把那种焦虑感降到可以控制的程度，此时我来到搜索区域的边缘。

我在心里把旧城区划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打算慢慢往回走，决心不要漏掉任何可能的目标。这并不容易，因为博德鲁姆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个寂静的小城，居民人口大约五万，但在夏天的时候，人口会暴增到五十万。即使现在是夏天的尾声了，街道上还是挤满了度假旅人、凑热闹的观光客，还有大量靠这些游客讨生活的人。

我经过无数贩卖土耳其皮制凉鞋、珍稀波斯地毯的商店，这些商品几乎全都是中国的工厂制造，再经由陆路运过来。每一百码就会出现一家发出香味的酒吧，主要提供中东地区称之为meze的下酒小菜（在西班牙则称为tapas），而且无分日夜、任何时段都高朋满座。

每回我看到电话亭，就会停下来拍照，而且相信我手机里的软件会把照片下载到地图里，记录下确切的位置。中间我买了个包烤肉的口袋饼，坐在一棵蓝花楹树下的长椅上吃。吃了几分钟，我才望向旁边那家商店的橱窗。里头展示着一批很出色的萨克斯风和经典电吉他。我走到门口，看着黑暗如洞穴般的店内。

这类店我特别偏爱，但现在很少见了。店里的一侧被一沓沓活页乐谱、一架架唱片，还有一箱箱音乐CD占据了，如果里面有八轨录音带，我也不会惊讶。店内的另一侧展示着乐器—够多的吉布斯（Gibson）吉他和芬得·斯特拉多卡斯特（Fender Stratocasters）电吉他，足以让任何摇滚迷微笑—还有许多土耳其民间乐器，我不晓得叫什么，更不晓得那些乐器会发出什么声音了。

站在柜台后面抽烟的那名男子四十来岁，从破烂的牛仔裤和迷蒙的双眼看来，他也是个乐手。他挥手示意我进去。如果换作别的时间，换作别的人生，我会进去耗上几个钟头，但我只是朝他摊手，无言地道歉，然后继续进行手上的工作。

接下来几个小时，我在观光客商店外和街角小市场外拍了许多公用电话的照片，又等了好久才穿越一条主要的大马路，去拍摄一个离碧辟（BP）加油站十码的公用电话亭。一路上，我发现至少有六个公用电话看起来像是从别的国家运进来，然后非法接上了当地的电话线。难怪土耳其电信公司没有这些电话的记录。

到了傍晚，我来到一处小小的公共广场，觉得脚酸又口渴。我在一间露天小餐馆坐下来，第一个念头是点一瓶土耳其当地的埃弗斯（Efes）啤酒，但幸好，我还有某种程度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愤怒又绝望的心情下，可能不会只喝一瓶而已。于是我点了咖啡，接着就展开我逃避了一整天的工作：打开背包，拿出有关道奇命案的档案，开始检视“低语死神”和我碰上的大灾难。

二十分钟后，我很确定土耳其警方的调查出了严重的大错。关键不是证人访谈、鉴识检验或监控影片分析，而是毒物检验报告。

这份报告跟其他很多档案一样，都为了卡梅隆而翻译成英文，而且库马利警探说得没错，里头显示他体内有很多种毒品，但我很怀疑她是否有办法判断那些药物浓度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的确，法医报告的最后一页，只说这样的药物浓度足以大幅削弱被害人的判断力和平衡感。

“大幅削弱？”胡说八道，这个年轻的意外富翁是超级大失控了。以我的医学训练和以往曾使用药物的黑暗经验，我知道这个浓度不可能是只嗑了几个小时而已—否则早就用药过量而死亡了。道奇死前正处于一场嗑药马拉松：照我估计，他嗑了三天或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