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46

那些脏乱的房子都窗帘紧闭，街灯稀少且相隔遥远。在暮色深浓时分，我沿着一条窄街而行，正当我担心自己转错弯时，看到了一个公共喷水池。

那个旧水桶还是绑在绳子上，周围环绕的花朵还是枯萎依旧。我几乎精疲力竭，跛行着走过喷水池，来到那栋小屋，黄铜名牌上的字母现在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了。我用力敲门，过了仿佛几十年，门开了，我看到悉尼医生站在门口。满脸胡茬，当年松垮的短裤换成了一条磨旧的斜纹棉布长裤，上身穿了一件1992年德国啤酒节的旧T恤—除此之外，这几年他没什么改变。

尽管喝酒大概持续危害其他器官，但他的脑子和记忆力还是保持得非常好。他依稀认得我的脸，我看着他努力回忆，试图想起我的名字。“雅各布，对吧？”他说。

“很接近了。”我回答。

我看他注意到我绑了绷带的肩膀和脚，还有我破烂的衣服和疲倦的神色。“你气色很好，雅各布。”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点点头。“你也是，医生。你打扮得很不错，跟往常一样。”

他大笑起来。“进来吧。我们可以继续彼此撒谎，同时让我看看能不能救回你那只脚。”

他带着我进屋，我忽然发现记忆真是奇妙：比起我扛着麦克那一夜所走过的同样路径，屋里的房间感觉上小了好多，距离也短了许多。到了厨房，悉尼医生把三盏灯放好位置，让我躺在厨房的料理台上，拆开绷带，看了一下我的脚。他用静脉注射给了我一份大剂量的抗生素，接着是剂量更大的止痛药。幸好，碰到药物的事情，细致可不是他的长处。

他判定，尽管伤口肿胀又瘀青，但我的肋骨和膝盖骨都没断。或许有裂伤，不过缺了X光机，也没办法确定。

“你想开车去米拉斯的医院吗？”他问。

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露出微笑。“我也这么想。”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帮我上夹板，尽量把伤口包扎好。

然后他帮我做了局部麻醉，清理并缝合了我肩膀的枪伤，说我很幸运。

“我可不这么觉得。”我说。

“只要差个半英寸，你就不必去医院，连小诊所都不必去。直接就送到停尸间了。”

其他伤口都处理好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我的脚。他当过小儿外科医生，有处理车祸伤员的丰富经验，所以当他告诉我那些瘀青和肿胀最后都会自行痊愈，我就相信他了。

“至于那些小骨头，没有扫描、X光和手术室，我能做的实在不多。”他微笑地说，“不过呢，一只稳定的手也还是可以派上点用场。”

他决定把那些骨头一个个调到最好的位置，然后固定好，用绷带包扎起来，希望所有骨头都能回到原有的位置。

“你得做很多复健运动，保持脚踝的活动力，同时防止小腿的肌肉萎缩。或许这样就能奏效。”

我点点头，于是他调整一下灯的角度，准备开始。“这会很痛。”

这一点他没说错。午夜12点过后的某个时间，他完成了工作，终于停了下来—中间我曾断续失去意识又醒来，我想他也怀疑我没法再承受更多了。他从腋下撑起我，把我扶下工作台，出了厨房，进入客厅，然后走向楼梯，打算送我到二楼一个没人住的客房。

走到一半，我听到客厅角落传来的声音，再度看到了那台老电视，刚好转到了CNN频道。此时正在播晚间新闻，美国华盛顿特派员报道说，从清晨开始，政府就努力动员，终于找到并查扣了一万剂感冒疫苗，因为这些疫苗意外遭到污染，可能含有致命的机油。

我不希望悉尼医生发现我对这件事有兴趣，便告诉他我得休息一下。然后自己扶着一张椅背，看着电视屏幕。

“总统在清晨6点的一场记者会中宣布这个警讯。”那个特派员说。

“同时，联邦调查局和全国各地警方都开始寻找并封存这批流感疫苗。这批疫苗是来自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由凯隆化学药厂所生产。

“总统十分嘉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人员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在清晨4点紧急致电白宫—”

“可以走了吗？”医生问，我点点头，让他帮着我爬上楼梯。对于华盛顿的说法我并不惊讶。有句话是谁说的？在战争中，第一个牺牲的就是真相。

我来到床边，放低身子躺下去。我的头落到枕头上，医生关了灯，我就逐渐失去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