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斯蒂芬

我一想到马克就这样轻易地说服了我把海登留在家里，就会产生一阵阵罪恶感和怨恨。

的确，我不否认让我妥协的一个原因是我也希望享受几天短暂逃离日常生活的感觉，可以睡懒觉，去餐厅吃饭，逛博物馆，无论到哪里都不用带着小孩。但我还是忍不住愤怒地想：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的女儿一起去呢，马克？倒不是说他真的对她很疏远，只是自从家里被抢劫后，我总是不自觉地感到有裂痕在他们之间蔓延。

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被说服，也是因为马克对于这次旅行的态度转变。对旅行的期待似乎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一些自从那群浑蛋闯入我们的房子后就沉睡的东西。我把行程安排以及联络珀蒂夫妇的工作都转交给了他——他每天睡前都给我读他们之间那些有趣的谷歌翻译的对话——并且完全投入旅行计划中：预约签证，下载巴黎地图，在猫途鹰[6]上搜索各种高性价比的餐厅攻略。我不想做打击他积极性的事，也不想说让他泄气的话。甚至整个房子的气氛都轻松起来，仿佛它能感觉到马上要迎来一对新住户，而不是我们这样沮丧的人。所有事情就这样一步步水到渠成。我们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面签，马克也在二月中旬开学前挤出一周的假期。

虽然我不太喜欢卡拉，但是她参加了我们的欢送聚会，并提出帮我们迎接珀蒂夫妇，等他们抵达时交付钥匙。临出发前几天，她来到我家，塞给我一个塑料衣服套。我拉开它，看见一件巧克力色的羊绒大衣。“这个借给你，”她说，“你穿着很合身，我穿就显得有些大。”不管最后这句是不是别有深意，我还是很感激她的这份心意。大衣真的很漂亮。

我现在还留着。

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出发的日期逐渐临近，我变得紧张起来。我花了整整两天，疯狂地为换屋做准备，并且把从报警系统到洗碗机的每一处注意事项都一页页打印出来。临行前一天，我为珀蒂夫妇买回了牛奶、黄油、面包、培根和现磨的咖啡——我做梦都没想过给马克和我自己买这些昂贵的商品。我又花很多钱买了新的床单、枕套和毛巾。我擦净了墙面，用漂白剂清洁浴室，并整理了抽屉，尽量不让自己去回想遭到入室抢劫那天，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戴着手套的、邪恶的手指翻动过。地板被擦得锃亮，每个房间都充满了雪松油的香味。我有些矫枉过正了，希望整洁无瑕的屋子内部能够掩盖周围吵闹的学生邻居、住在高架桥下面流浪汉的哭声及窗户上的铁栏杆——这一切是我们在换屋网站上传的照片中看不出来的。这么想有些讽刺，事实上是悲观，但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万一珀蒂夫妇投诉我们没有如实展示房子怎么办？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父母过来把海登接走。当我把她放到车内的儿童座椅里、系好安全带时，仿佛有一种确定的感觉在告诉我，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在他们把车开走时，我不得不控制自己想要大喊“停车”的念头。

当车子渐渐消失在拐角时，马克用一只胳膊搂住我说：“她会很好的，斯蒂芬。”

“是的。”

我刚刚失去了理智。我知道的确是这样。海登不会有什么事。我和马克所经历的难关要比常人多很多：佐伊的去世，海登长期的疝气，还有遭遇入室抢劫。难道我们不该时来运转了吗？为了摆脱紧张情绪，我吞下了两片氯巴占[7]，这是在遭遇抢劫后医生开的药，以缓解我的焦虑——看医生和服用镇静剂是我的小秘密，马克若是知道了只会更难过——在药物的作用下，我变得迟钝了些，开始帮马克整理行李。我必须要记得这也是马克的旅行。“这将是我们未曾实现的蜜月。”我们相遇后，事情都进展得非常迅速，我们甚至挤不出时间去做那些浪漫的事。

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是在开普敦大学英语系办公室兼职的第二天。在室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当时我刚来到开普敦攻读英语荣誉学位，因为交房租而捉襟见肘。克里斯沃，学院的教务秘书，和我正要去吃午饭，这时一位脸上长着和小罗伯特·唐尼一样的皱纹、穿着皱巴巴的裤子的男子跌跌撞撞地走进办公室打印。我过去帮他，他对我报以微笑，一种温暖的、专属于他的微笑。

“他是谁？”他刚一走远，我就问克里斯沃。

“马克，英语讲师。人很好。”

“还有呢？”我等着她告诉我更多的信息。那些无意间进入“雷达”范围内的老师都无一例外地被我们八卦一番：比如，某个高级讲师上课时只要课堂上有女生，就从来都关着门；某导师和一位结婚多年的语言学教授正在搞婚外情；那位非常宅的老师仍然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系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不可告人的故事，而她全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