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

李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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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的时候重读了一遍诺曼·马内阿的《流氓的归来》，这些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重读的文字突然被这个城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如果站在百老汇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就会看到马内阿写下的一切：“瑞特救护药房、平民知识分子的咖啡馆（星巴克）、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黑红绿色的李子、墨西哥产的芒果和海地产的芒果……”马内阿不厌其烦列举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人间场景，夸张地称之为“天堂”。突然警报响了，五辆消防车，像是金属堡垒，带着嘶鸣和喇叭声，行进在街上，连天堂中也有火灾，马内阿说。

我不会嘲笑马内阿对“天堂”的定义。1936年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省，身为犹太人，1941年他和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集中营，1945年春回到罗马尼亚。在祖国又生活了41年后，他在1986年再次离开故土，先去柏林，再到美国，从此定居下来，作为一名流亡者。在这本书的最后，马内阿在第一次返乡后回到纽约，把记录行程的蓝色笔记本掉在了汉莎航空的飞机上，他被告知如果发生了奇迹，它将被送到他家，而他的家，“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

《流氓的归来》在2006年获得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这是马内阿最重要的一本书，当中蕴藏着理解他其他作品的密码。1997年4月21日到5月2日，马内阿在流亡十年后回到罗马尼亚，万事万物都围绕着这12天发生扭曲，吞吐出种种记忆，关于苦难、尊严、虚无、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家族秘密（母亲曾经离过婚）甚至自私的情欲（和老情人在婴儿旁边通奸，事后却没有给对方哪怕一个电话），他人生的一切。

《流氓的归来》叙述时间和空间不断发生跳转，你得努力辨析这些关键性瞬间：1997年在纽约的巴内绿草（一家犹太餐馆，马内阿在书中提到自己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共进午餐）、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的生日晚会（一个月前他在“布卢姆日”，即6月16日申请了前往柏林的签证，布卢姆是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的主角，马内阿用尤利西斯的命运喻以自身流亡）、1988年在柏林申请美国签证（1月20日，马内阿称其为D日，决定性的日子）、1933年7月21日（马内阿的父母在罗马尼亚小镇法尔提西尼的公交车站相遇）、1945年4月18日马内阿和父母从乌克兰集中营被遣返回法尔提西尼（警察机关给父亲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但他们没有其他有关驱逐的文件证明）、1986年身在布加勒斯特（母亲几乎瞎了，坐在家中回忆家族历史）、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去劳改营探望父亲，他因为一个圈套被捕）、1997年4月21日回到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天（下午3点入住洲际饭店，这里以前是罗马尼亚安全部的分支机构，外国人管理处，现在他自己成为了外国人）……时空与时空的转换毫无预警，叙述语言又宛如梦语，马内阿并非有意为读者阅读制造障碍，而是似乎他自己就身处命运的多重梦境。

马内阿很容易被拿来和同为罗马尼亚作家的赫塔·米勒比较，两人都书写极权罪恶，都在东欧剧变之前离开了祖国，都是罗马尼亚少有的、享有一定世界声誉的作家。但马内阿坚持以读者稀少的罗马尼亚语写作（这甚至导致了翻译的困难，《黑信封》由英文版翻译，马内阿的另一本小说《巢》则是译自法语），不愿脱离母语，是因为他在虚空之中，曾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象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即肉身在流亡之时，却能在语言中回归故土。1969年马内阿终于在罗马尼亚出版第一本书，这让他在让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感到自由：“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从这个最终的避难之地被放逐将是最残忍的毁灭形式，将触动我的存在的本质。”

此外，赫塔·米勒几乎所有作品都聚焦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马内阿的文字更加混沌而难以定义，他陈述制度的罪恶，却也坦承个人在极权之后坠入虚无。在《流氓的归来》中，他忍不住反复描述苦难，却又多次表示对“受害者”这一标签的抵触，比如他提到自己的父亲，说他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集中营四处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面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让父亲感到恶心，“同样令他厌恶的还有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从压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来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刽子手培养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温和但坚定的声音重复说”。马内阿悲哀地发现在实用主义的世界里，苦难已经被平凡化，“周四的暴行已变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来源，一种立即可用于销售的集体记忆的产品”，与其如此，不如保留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