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你有时候即使做出正确判断，也高兴不起来，埃莉诺盯着实验室的报告这样想道。这一次绝对也是这样，测试结果毫无问题，罗比·毕晓普身体内的蓖麻毒素足以杀死他很多次。

埃莉诺打电话给邓比，请他到重症监护室与她碰面。她穿过连接实验室和医院主楼的走廊时，一眼望去全是罗比的粉丝。他们的日夜守候，因她手上这张纸而变得毫无意义。据一位多嘴的行政人员那天早上在职工餐厅说，医院已经快被粉丝捐献的血液淹没了。只要罗比需要，捐肾捐什么都可以。但是罗比的命运现在已无法改变。

她接近重症监护室时，将报告折起来放进口袋。她不想让保安在检查她的身份时瞄到上面的内容。到处都有小报记者的眼线，她至少能尽力确保罗比在人生最后几个小时保有尊严。她通过安保检查，穿过接待区域后，看见马丁·弗拉纳根坐在沙发的边缘。马丁看到她后跳了起来，脸上的期待和焦虑暂时替代了疲倦。“有消息吗？”他问，扁平的阿尔斯特口音让一个简单的问题听起来富有攻击性，“邓比先生刚进去，是他叫你来的吗？”

“我很抱歉，弗拉纳根，”埃莉诺机械地说，“我目前真的没有什么能告诉你。”

他的脸又塌拉回圆形，希望破灭。他把手指伸进依稀可见银色的头发里，脸上是恳求的神情。“他们不让我坐在他旁边，你知道。他的爸爸和妈妈都在，他们可以在那里，但是我不能。我不能进去看他。罗比十四岁时，我就和他签约了。你知道，是我带他上道的，他是与我合作过的最好的运动员，他有狮子般的雄心，”他摇头，“你知道吗？我不敢相信他状态这么低落。他就像我的孩子。”他将脸别向一边。

“我们会尽力的。”埃莉诺说。马丁点点头，然后像一包土豆一样陷进沙发里。她知道不能让自己被马丁的情绪感染，但是看到马丁的痛苦，她很难不被感染。

重病监护室是生命平等的重要标志，她一边想一边走进堆满仪器的昏暗房间。在这里，你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重要人物，没有区别。你从工作人员口里得到的承诺都一样，为你保命的方法也一样。限制任何访客，只允许直系亲属探访，因为他们可以也愿意在必要时到一边去等候。在这里，病人的需求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医护人员是最高统治者，病人状态不好时也可向其询问病情。

埃莉诺直接走向罗比·毕晓普的病床。她走近后，看到坐在床左边的毕晓普夫妇，这对中年男女因不幸和恐惧而明显紧张，正目光灼热地盯着连着仪器的躯体。他们全神贯注，汤姆斯·邓比则像个隐形人一样站在床尾。埃莉诺想，他们是否已经习惯从远处观望儿子，所以如今近距离看到虚弱的儿子才会如此震惊。

她在那群人前停下来，昏暗的灯光制造出明暗对比的效果，让她感到仿佛是在走廊上窥视一场戏。在她的眼里，现在的罗比·毕晓普和之前那个光鲜的罗比·毕晓普完全不同。很难想象，为维多利亚队创造那么多赢球机会的人的脸如今肿大而蜡黄。他那埃莉诺熟悉的浅棕色头发上的波浪纹很奇妙，曾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名冲浪高手。如今的头发细长而黯淡，根本不像是英超球员的。在这场戏中，埃莉诺是消灭所有人希望的人。

她向前走了几步，轻轻地清了清喉咙。只有邓比注意到她。他转过身，冲她轻轻点了下头，然后带她从床边走向旁边护士休息的办公室。邓比对坐在电脑前的两位护士笑了笑，说：“能给我们几分钟时间吗？”

她们决不会因为被赶出自己的地盘而显得不高兴，她们已习惯遵循医生的指示。两位护士出去关上门后，埃莉诺从包里掏出测试结果，呈递给他。“情况不妙。”她说。

邓比面无表情地读着报告。“没什么可怀疑的了。”他喃喃自语。

“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去通知他的父母，你去通知弗拉纳根先生。我们要尽全力保证毕晓普先生在最后这几个小时候里承受最少的痛苦。”邓比已经转身走向门口。

“要报警吗？”埃莉诺说，“我们现在肯定要告诉警方实情了。”

邓比看起来有点困惑。“我想是吧，我与毕晓普夫妇谈话时，你就可以报警了。”

然后他就走了。

埃莉诺坐在桌边，盯着电话。最终她拿起电话，要求医院总机转到本地警察局，警官的声音听起来轻快而踏实。“我是埃莉诺·布莱辛，红十字医院的高级医师。”她开始讲述，她想到自己提供的消息听上去是多么的不可信时，心沉下去。

“我能帮你吗？”

“我想我需要与警探谈一谈，因为我要汇报一种可疑的死因。好吧，现在人还活着，但是他不久后就会死去。”埃莉诺有点胆怯，她肯定自己的措辞还能再完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