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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一直很喜欢他与雅各布·戈尔德医生见面的那个房间。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让他想起那些他花了大把时间的地方,它在情感上很中立。墙壁是柠檬黄色的,被四幅巨大的画作分割开来,画上的内容是海滩、海景和潮汐河口。两把扶手椅以一定角度相对摆放在煤气取暖器的两边,中间有一条色彩柔和的条纹小地毯。在微微突出的飘窗上放着一把躺椅,靠近椅子头部的位置还有另一把扶手椅。一张低矮的桌子放在地板中央,上面陈列着一系列异国风情的抛光贝壳收藏品。
这是那种能让人冷静下来的空间,非常适合学生与导师见面——大多数心理学家视之为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有助于他们提高技术水平,成为更好的从业者,这正是托尼重视的东西。但他在这方面有个问题:他对于自己认识的大多数导师,并没有非常多的尊重。他很清楚自己有着非传统思维。他认为自己比大多数干这行的人都要聪明,这并不是傲慢自夸。然后,他听了戈尔德医生在学术报告会上谈论被毁坏的生活。他认为,这人非常适合当他的导师。他想要师从戈尔德医生,但被谢绝了。“我不做导师。”他用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语气说道。
这并不能阻止托尼。“我知道为什么,”他说,“与你的病人相比,你的同行可能很无聊。但我并不无聊,我甚至不能算人类,只是‘被误认为人类’。”
戈尔德医生皱起眉头,注意起这个穿着搭配糟糕的衣服、顶着丑陋发型的小家伙。托尼想起,卡罗尔也曾这样看过他,而当时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你是谁?”
“你还记得去年在布拉德菲尔德出现的连环杀人犯吗?受害者是年轻男性的那个案子?”
戈尔德医生的脸色变了。“你是那个心理侧写师。”托尼点点头。没必要再多说什么。雅各布·戈尔德要么会咬他,要么不会。他们就这样站着,互相打量着对方,毫不在意会议上的喧闹交谈声。“下周过来跟我谈谈,我基本都在利兹。你可以通过大学联系上我。”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托尼在第一次见过导师之后,知道他找到了能帮他与自我相处,与工作、成就和错误相处的人。托尼很幸运,雅各布·戈尔德发现自己应该为托尼破个例。
托尼过去常常以为导师这个角色类似于忏悔室的牧师。根据他的理解,天主教的理论是:你有罪需要坦白时,就来吧;牧师会帮助你看清你人生道路上的错误;然后你需要赎罪,以提醒自己记住正确的道路、真理和光明;接着,你离开了,似乎不再有罪;最后,你把一些供奉金放到你和牧师之间的盒子里。放进去的想必也有上帝,不过他老人家似乎不会过度干涉教堂的运行程序。
托尼每年与戈尔德医生见一两次面,当他在看诊过程中出现困惑时;当他感到无法很好地处理职业生涯中的某些事情时;或者——这种情况更少见——当他的私人生活抛给他一些难题,他无法轻松解决时。他不管把什么问题带到导师面前,雅各布五十分钟的循循善诱往往会提供一种解决方案。至少,他会让托尼得到某种程度的豁然开朗。天主教会有苦修赎罪,他们会面时,有一个根除问题根源的程序。托尼他离开时,一定会下定决心做出一些改变,解决难题。
然而他经常失败。
然而这也是程序的一部分。
托尼知道,他被杰科·万斯打得一败涂地之后,应该及时与雅各布沟通。但是,他下意识地回避与导师见面。雅各布与托尼的关系很松散,但已经通过媒体充分了解事情经过,给他发了支持短信。就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言,他等于在大喊:“喂,把你的屁股挪到这里,马上!”
而现在,他真的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他会选择扶手椅,而不是躺椅。雅各布坐在他对面,修长的双腿交叉着,一本精致的笔记本在他的膝上摊开,万宝龙钢笔躺在厚厚的奶油色纸页的接缝处。“你最近还好吗?”他们见面的开场白经常就是这句话。雅各布除非已经住到荒岛上,无法上网看新闻,否则只要看看最近的各种报道,必定对托尼目前的状况心知肚明。
“呃,让我想想,”托尼在胸前把双手的指尖靠到一起,做成尖塔状,“布拉德菲尔德警察厅决定不再雇佣我,我的新家被焚烧殆尽,有人死去,因为我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优秀;卡罗尔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因为她需要把她兄弟的死怪罪到某人头上,而在她的心目中,我是最佳人选。另一个同事也有充分理由怪罪于我,因为她被弄瞎了眼睛,并被强酸永久毁容,但她似乎原谅我了,我不太确定,不过我现在的感觉反而更糟糕了。现在,我和我的藏书住在一艘船上。不过,往好处看,昨晚我在警局的一位前同事过来拜访,询问我对一个案子的意见。除此之外,林肯夫人,你觉得那部戏怎么样16?”他的语调变得轻松,但他知道这骗不了雅各布。该死的,这甚至骗不了一根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