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案 洋博士灵学救国 杨树浦魔曲杀人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悄悄流传过一盒磁带，叫《黑色的星期天》[1]。议论的人多，真正听的人少，因为据说听了这首歌的人，都会自杀。

我听了，没自杀（后来知道听的并非完整版）。至今，我都能想起在宿舍里，戴着耳机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那天晚上，宿舍里的哥们儿轮流看着我，不让我出门，不让我走近窗户，上厕所都得跟着。说实话，我当时很害怕，一宿没睡着。

这个传说现在网上还在讨论，还有人专门搜集了类似的魔曲，录了研究视频，研究这些音乐的心理成因。

两周前，我在太爷爷留下的笔记里，发现了他26岁时遇到的一件事，竟然和这种音乐有关。事情发生在上海杨树浦工业区（今杨浦区）。笔记里记录的一些地方，现在还存在，我到上海待了两天，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

事件名称：鬼曲连环杀人案 事发时间：1916年8月中旬 事发地点：上海杨树浦地区 记录时间：1920年10月

这几年做夜行者，查过几百件大大小小的案子，除了记录下来，我并不愿和人聊起。直到前几天，戴戴突然问我：你见过最可怕的凶手什么样？她在写侦探小说，说想写一种“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很可怕”的凶手。

小宝给她讲了安定门外的吃婴案件，说这个凶手最可怕，看起来很温和，但却敢撬开小孩的脑壳吃脑髓。戴戴不满意，说有点恶心，但不够可怕。小宝又讲了好几个案子，戴戴听得入迷，但每回都摇摇头。

我进卧室找出以前的笔记，翻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的记录，说：“几年前有个案子，小宝也没听过。这个凶手，我现在还在琢磨。”我泡上茶，拆了包烟，给他俩讲了这个我称作“鬼曲”的案子。

那是民国五年（1916年）8月，我还在上海。半年前，我从报社（指《申报》）辞职，开始单干，但做得并不好。我住在虹口的一间日式旅馆里，没有助手，没有枪，也没几个朋友。而且，大烟抽得还很凶。为了安心抽烟和查案方便，我在黄浦江北岸的码头还有一间棚屋。那个地方是个巨大的贫民窟，住的都是“棚户人”。

每隔十天半月，我都会在码头棚屋里待一阵，过过瘾，一点也不想戒掉。非要问我为什么，大概是当时黄先生的事[2]，我还接受不了。

民国初年起，上海黄浦江畔有一些贫民窟，类似现在的城中村。这里住的主要是来上海乞讨和做工的移民，大部分来自苏北、山东和安徽。他们用破席、木板和稻草搭建房屋，屋内用稻草铺在砖上做床铺，把破罐子当炉子使。棚户区的居民被称为“棚户人”，是上海底层人的代名词

8月12号中午，我在棚屋区过完瘾，外面有人敲门，是住在隔壁的女孩陈姗姗。这姑娘是安徽巢湖人，那年23岁，在棉纱厂工作，总是上夜班。姗姗是棚屋区唯一认识我的人，经常给我拿些水果糕点，问我在看什么书。偶尔，她也会很小心地劝我少抽点烟。

那天，她才剪过头发，梳了个学生头，脸圆圆的，肿着眼睛，穿了件蓝色短衣。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问我：“金先生，你是个读书人，你说世界上真有鬼魂吗？”

我刚抽完烟，脑袋里飘飘忽忽的，就敷衍了几句，说世上根本没有鬼，都是人编出来的。她没吭声，我又说了一句：“也可能有，报上不是有很多人都在说灵魂科学吗？”她盯着看了我一会儿，说了句“谢谢金先生”，就走了。

我当然不信鬼神，但懒得解释太多。那两年，不少人在研究一种西方的科学项目——灵魂学说，号称灵魂不死，可以感知，甚至和活人一样有善恶之分，能做坏事。就在前一天，《申报》刚刚登了一篇广告：《伍廷芳演讲通神社事预志》，预告里说，江苏教育会邀请伍廷芳[3]在上海做灵魂学演讲，演讲就在8月17号进行。

第二天，是农历的鬼节。早上9点多，我出门时又遇到了姗姗。她刚下夜班，有点迷迷糊糊。平时下夜班，她都会换上自己的衣服，工厂里的女孩都这样，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工人，出了厂就会穿得干干净净，特别喜欢打扮得像个女学生。这天早上，姗姗却穿着沾满了线头的灰色油服（工作服的俗称），胸口有一大片血迹。我叫住她，问出了什么事。

她说，鬼魂又作孽了，一个姐妹夜里自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跳的，早上下班的时候，在水塔下面发现了尸体，头全摔烂了。”姗姗说着弯腰呕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