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在巴尔的摩生活的时候，不住在查尔斯街，而是在阿贝尔街上，和查尔斯街隔三条巷子。这个地段枪杀案很多，晚上学生出门需要叫免费车护送。巴尔的摩是一个非常压抑的城市，贫困人口多，天气也不好，到处都是流浪汉、吸毒者，还有破败的房子和社区。连绵下雨的时候，大街上脏得让人不想踏足。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每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古老候车长椅上，都写着：美国最美丽的城市！

就像繁花落尽，美人迟暮，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

但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个小小爱艾伦坡的旧居，市中心还有一个恶俗却漂亮热闹的内港。查尔斯街附近的林荫道和巴尔的摩兴盛时期建立的一排排色彩典雅的建筑都很美，常常有剧组来拍摄电影。北边一点的地方，有大片建在树林里的住宅区，秋天的时候就像童话世界一样。晚上在住宅区里散步，小树丛里隐着维多利亚式的小房子，门口挂着长明灯，就好像置身在爱伦坡笔下的年代。

巴尔的摩市中心的繁华内港是八十年代市长舍佛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修建的。当时他挪用了联邦政府拨给贫困社区的款项，这个举动本身违反美国联邦房屋和城市发展部门的规定，而且看起来是在劫贫济富，到现在还为人诟病。但是我非常理解这个做法。

如果没有内港，巴尔的摩或许会变成一个彻底的死城。有钱人永远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可是穷人却同样需要免费的快乐。无论日常生活如何困顿，内港给了他们一个理由在周末的阳光下洗涤生活的尘埃，重新扬起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我的房东是一个四十六岁的德国女人。她离婚后一个人住，养了一条牧羊犬。她在陶森大学半职教地理，唯一的朋友在华盛顿特区，在我搬走前，她和好朋友闹翻了，坐在沙发上哭。业余时间，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参加各种环保活动，比如主题马拉松、游行、捡塑料瓶。虽然，不管做什么都是她一个人。

曾经和我说过“我来美国这几年，从来没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的人，是一个聪明绝顶又倒霉万分的博士生，也是我的好友。小说里“忍”遇到的各种不顺心的事情都被他经历了，除了杀人和坐牢。最穷的时候，他在夏天没水没电的情况下过了一个多礼拜，直到他终于受不了和朋友开口借钱。他最常说的话就是：“等我找到好工作以后……”他的梦想一直是去世界银行工作。几个月前，他刚刚找到一个年薪五万的工作，在一家很小的工程公司做工程师。

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沦为女文青。我小心翼翼不让周围的人知道，免得破坏自己的美好形象。长久以来，唯一的读者就是我爸妈。他们看得非常不情愿，经常问我，你写这些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用？

他们的意思是，写作文需要中心思想。如果没有中心思想，我就应该把时间用在看专业书，或者经营自己的生活上。他们说的是对的，可是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不仅很难为自己的行为找中心思想，即使找到了，也不会被尊重。

即使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但是有时候我想，有一颗平常心多好。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为什么一定要十万美元？为什么一定要在世界银行工作？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以后”，才能开始好好生活，做一个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人？

有的时候，聪明的人最容易掉进陷阱里，因为这个陷阱就是聪明人挖的，他们知道那一整套思维方式。当聪明人好不容易从一个陷阱里出来，又常常掉进另一个陷阱，觉得被平庸生活给算计了。

对得起上天赋予自己的才能，无论多寡。曾经因为它而产生梦想，曾经珍惜和好好利用它，这就足够了。

如果一定要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我能想出来的。但是写故事本身就带给我最幸福的感觉，哪怕只有我的笔记本电脑了解这种感受。

不过，这一切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这孤独而艰难的七年美国生活中，从懵懂自负的二十一岁，到成熟平和的二十八岁，我心中始终藏了这样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了。写的过程中，我回忆起陪伴我一起度过难熬的人生低谷的人，回忆起生活得比我更艰难的人，回忆起仍然顽强地活着和选择死去的朋友，回忆起曾经痛哭和欢笑的日子。我觉得这一切都得到了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