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罗机场的播音系统发出门铃一般的响声，随后便分别用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宣告，来自米兰的阿里塔利亚航班已经到达。陶菲克·马西里离开他在快餐间的小桌，一路走向上层的观察台。他戴上墨镜，向闪亮的水泥停机坪望过去。卡拉维尔号已经着陆滑行。

陶菲克来到这里是因为一封电报。那是当天早晨他在罗马的“叔叔”发来的，用的是密码。任何商务事宜都可以在国际电报中使用密码，只要事先把该密码的密钥存进邮局即可。这种密码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把普通句子压缩成词语，并不是为了保密，而是为了省钱。陶菲克“叔叔”的电报按照注册的电码本，写的是他已故婶婶遗嘱的细节。不过，陶菲克另有一个密钥，解读出来便是：

观察和跟踪弗莱德里希·舒尔茨教授，他于1968年2月28日星期三从米兰飞罗马，逗留数日。年龄51岁，身高1米8，体重150磅，白发蓝眼，奥地利国籍，仅携妻一人。

旅客开始陆续走出飞机，陶菲克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要找的人。这次航班上只有一个又高又瘦的白发男人。他身穿一套浅蓝色西装，白衬衫上系着领带，手提一只免税店的购物袋，身侧挎着一架照相机。他的妻子个子要矮得多，穿着一套迷你装，头上是金黄色的假发。他们跨出机舱时，一边打量着四周，一边像初次来到北非的大多数人一样，嗅着温暖又干燥的沙漠空气。

旅客在到达大厅内散开了。陶菲克在观察台上一直等到行李从飞机上运下才下去，随后他走进去，融入一小股人流中，紧靠在海关的栏杆外等候。

他等待了好久。这是他们没有教给他的——如何等待。他学会了使用枪支、记住地图、打开保险柜和徒手杀人，这一切都在训练的头六个月的课程中完成了，可是没有人讲授如何保持耐心，没有应对腿脚酸痛的练习，也没有对付单调乏味的课堂讨论。他觉得似乎开始出了差错，告诉自己要小心——

人群中还有一名特工。

陶菲克在耐心地思考问题时，下意识地触动了心中的警钟。等候走下飞机的亲戚、朋友和商界熟人的小股迎候人群有些不耐烦了。他们吸烟，倒替着双脚转移着体重，伸长脖子，躁动不安。有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中产家庭、两个穿着棉布条纹的传统阿拉伯长袍的男人、一个穿着一套深色西装的商人、一名年轻的白人妇女、一个拿着“福特汽车厂”标志牌的司机，还有——

还有一个耐心的人。

他和陶菲克一样，有着深色的皮肤和短短的头发，穿着一身欧式西装。乍看上去，他像是和那个中产家庭一伙的，正如陶菲克看到的那样，而在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看来，他和那个穿深色西装的商人是在一起的。那名特工不动声色地站着，双手倒背，面对着行李厅的出口，毫不引人注目。在他的鼻侧有一道浅色皮肤，像是旧疤。他摸过那儿一次，大概是下意识的动作，随后就又倒背起双手。

问题在于，他是否看到了陶菲克？

陶菲克转向他身边的商人，说道：“我始终不明白，这手续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他面带微笑，语调轻声轻气，那商人只好靠近他，也还以微笑，两个人就像是熟人在闲聊。

那商人说：“办手续比飞行的时间还长。”

陶菲克又偷瞥了一眼另一个特工。那人还在原地站着，眼睛盯着出口。他没有掩饰的意思，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没有注意到陶菲克呢？要不就是他对陶菲克另有猜想，认定掩饰反倒会暴露自己呢？

旅客开始涌了出来，陶菲克意识到他已无能为力，怎么做都不成。他希望那名特工要迎候的人在舒尔茨教授之前出来。

事情并非如此。舒尔茨和夫人就在第一批人群中通过了大门。

那一位特工走近他们，与他们握了手。

当然，当然啦。

那位特工是来迎接舒尔茨夫妇的。

陶菲克注视着那名特工招来搬运工，引导着舒尔茨夫妇走了，随后他就从另一道门走向他的汽车。上车之前，他脱下了上衣，摘下了领带，戴上了墨镜和一顶白色的棉布帽子。这样就不容易认出来他是刚才在接人地点的那个人了。

他推测那位特工一定会把车停在紧挨着正门的非等候区，便向那条路驶去。他估计得不错。他看到搬运工把舒尔茨家的行李放进一辆用了五年的灰色奔驰车的后备箱里。他继续朝前驶去。

他的脏兮兮的雷诺轿车转了个弯，驶上从机场所在的赫料珀里斯通往开罗的高速公路的主路上。他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慢速道上。两三分钟之后，那辆灰色的奔驰超过了他，他就加速跟上去，让那辆车保持在视线以内。他记住了那辆车的号码，能够辨认出对手的车总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