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才不几天，我六年前办案抓错人的说法就已经在局里闹得沸沸扬扬的了，几乎尽人皆知，仿佛那不仅仅是可能，而是已经确凿的事实。真是人言可畏，在一向保密措施严格的公安局里，这绝对算是本年度的头条新闻。其中一个版本颇为传神，连细节都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传说六年前那个案子的凶手杨震山有个儿子——我怎么就没查出他还有个儿子呢？！正准备向法院起诉，要求给他老子平反，并要求国家赔偿，至于杨震山的老婆，由于协助杨震山作下一系列凶杀案，至今仍关在郊区的一所监狱里，而那个可怜的女人，似乎也出头有日了。

基于上述谣言的广泛传播，当我周三上午召开案情讨论会的时候，我的那些队员们个个神情沮丧。仿佛我因公殉职，本应成为烈士，但评价委员会的那些委员们，却总是因为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唧唧喳喳地吵个不休，末了也没给我下个结论。因此，全体人员无一例外，俱都一副对我既同情又对谣言无比愤慨的样子。

对于追查谣言源头这件事情，我没有丝毫兴趣。从最早接到报案的区分局到市局，有可能知道案情的人太多了，更何况，这案子是我从二队那里接手的，二队总共十几个队员，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对此说三道四。我想，事实胜于雄辩，我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有理由，更希望尽快澄清这件事情，而再没有什么是比行动起来，来得更加实际了。因此，坐在我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我似乎成了这起谣言的旁观者，我遵循以往的习惯先点燃一根烟，当烟雾一团团冒出来，笼罩着我的脸庞，并逐渐慢慢散去后，我才示意邓浩，会议可以开始了。

办公室的窗帘一一合拢，屋里顿时一片昏暗。在一片人造黑暗中，分别属于三个抛尸现场的照片，被投影仪清晰地投射出来，投射到悬挂在我对面墙壁上的那块可升降屏幕上，成为一幅幅巨大的影像。由于图像被放大了，因此那些景象变得更加触目惊心。随着照片一帧一帧地更换，我再次重温着那个噩梦，那个噩梦在此刻更加具体、明确和冰冷。技侦部门技术人员的摄影技术异常精湛，那些我们应该关注和琢磨的细节被从各个角度一一再现。尤其是那些特写，几乎毫发毕现。我想，在座的所有队员和我一样，再也无法看清这些死者生前的美丽，在她们已经被支离的脸庞上，无一不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惊恐。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缝合之后，那些尸体多少恢复了一些人类本应有的尊严，而周峰的技术，一向是有口皆碑的。

空气中流动着某种躁动不安，我几乎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现在，进行案情分析的基本条件似乎都已经具备了。我和我的队员们可以循着那些线索，去追寻死者的身份，发现那些痕迹背后的真相了。而从这些尸体复原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与六年前那个案件相同的另一个特征——尸体在被肢解之后，分别包装，却是被抛弃在了同一个现场。在同一现场，尸体的主要部分都找到了，而不是被胡乱地丢弃在四面八方——一种碎尸者通常都会选择的方式。通常情况下，分尸者基本上会选择分别抛尸，之所以这么做，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样可以减轻尸体的重量，减少抛尸的难度和风险，同时又能增加侦破的难度。而在这几个现场，尸体被分开包装，却抛弃在同一现场，这是一个习惯的行为特征，或者仅仅是一种巧合？莫非我真的抓错了对象？！我的内心为之一紧。

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在聚精会神地静静聆听邓浩宣读验尸报告，尽管，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都早已烂熟在胸。

邓浩的声音有如钉子般尖锐，刺刻着我的耳膜和心脏。

终于，等到邓浩宣读完毕了。我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努力调整了一下心神，我大声提醒我的队员们，不要在意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谣言，包括关于我的，而应该集中精力，客观地看待事实和证据。但我很快发现，我的警告是徒劳的，谣言已经使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变得不正常的敏感了。因为除了我，没人发表对这个案件的任何看法，这我能理解，他们要么是怕一不小心帮了我的倒忙，要么是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能理解他们的善意，但我不需要同情。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沉默。我说：

“好吧，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具体意见，我希望能尽快开始如下工作。首先，我需要六年前那个案子的所有情况，侦查案卷、检察院的起诉文件，包括法院最后的判决以及判决的执行情况；其次，大家分头行动，尽快搞清楚那三个被害人的身份，这至关重要；再次，我需要你们重新走访一下目击证人，重新录一份笔录，尽管二队已经做过这项工作了，但我希望各位能重新再做一次。这些具体工作，由邓浩牵头，负责落实。大家有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