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河桥上的绞杀

一

在亚拉巴马州北方，一个男人正立在铁桥边，俯视着脚下20英尺外的湍急河水。这人的双手倒捆在后，手腕被绳子绑在一起，一根粗绳不很紧地套在脖子上，他的头被缚在一个木绞架上，绳子松弛的一端垂到他的膝盖边，几块松动的木板正可供这位瞌睡者支撑在铁轨上，而他的行刑者——两个联邦军的士兵，由一个中士指挥，这个中士不当兵的话很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助理法官。临时站台上一个佩戴军衔的军官，全服武装，来回踱步，他是个上尉。桥的每一端都有一个哨兵，拿着枪站岗，这种哨位通称为：支柱，就是说，前臂托住枪把经过胸部——一个生硬垂直拘谨的部位，将枪靠在左肩上，使身体保持一个笔直的姿态。

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两个士兵知道在铁桥的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只是封锁这里不让人通过，桥两端的哨兵互望不见，这条铁路径直延伸到一百码开外的一个森林，然后拐个弯，消失在视野外，无疑，远处有一个堡垒，河对岸是一片开阔地，一个和缓的斜坡上直立的三棵树干扎成围栏，黄铜制大炮口正伸出来俯视着铁桥，在桥和壁垒之间的斜坡中段是些旁观者，一队站成一条线的士兵，正作“操练中的稍息”，枪托着地，枪管稍稍倾斜，靠在右肩，双手扶在枪把上，一个中尉站在队列的右端。他的军刀刀尖着地，左手搁在右手上，除了在桥中间的四个人，再也没有一个人动弹，这队士兵面向着铁桥，如磐石般注视着。一动不动。哨兵面对着河，象塑像一样装饰着铁桥，这个上尉交叉着双手站立，一言不发，看着部下的行动但没有任何表示。死亡是一位贵族，当他驾临时，都会受到正式的敬意，甚至对他最熟知的人。在军规的条例中，沉默和固定是服从的形式。

这个男人被套着，约莫35岁，他是一介草民，单从他的服饰判断可看出他是种植园主。他的面相不错，挺直的鼻梁，坚毅的嘴唇，宽宽的前额，长而又黑的头发，笔直地梳理直垂在耳际的外衣领口边。他长着一撮小胡子和尖尖的下颏，但没有一点络腮胡子，他的双眼很大，灰黑色里有种和善的表情，几乎不能想像这人的脖子套在绞索里。显然这一切都不是粗俗的刺客能干的，丰富的军规条例对绞死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具体规定，而绅士是不包括在内的。

各种预备正在完成，两名联邦士兵走到一边，每人将要抽掉正站着的木板。这个中士转向上尉，行了个军礼，马上就站在上尉身后，上尉接着迈开一步，下面的行动留给了受刑者和中士，他们正站在同一块木板的两端，这块木板架在桥的三根枕木上，这个受刑的人站的位置几乎差一点点就是三根边的第四根枕木了，这块木板刚才一直被上尉的体重恰好平衡住，现在也被中士所平衡着。

一个信号如从上尉那儿发出，中士将会跳向一边，这块木板将倾倒，而受刑者将从两条枕木中间落下而被吊起来。这个男人对这个安排本身已作出了简单而有效的判断。他的脸既未盖住双眼也未蒙瞎，他盯住他的“马上不能立足的落脚点”，眼光游荡在脚下急流的漩涡上，一片随波逐流的浮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双眼和木头一起起伏，真慢啊这木头移动着，水流多么舒缓。

他闭上眼睛为了最后再好好想想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水被清晨的阳光涂抹得金光亮霞，在河岸远处是沉沉的朝雾，这些士兵们，这一片浮木，都使他神思恍惚。现在他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骚扰，他正想着他的亲人，不料被一个声音撞击着，这声音他既不能不听，但也听不明白，很尖锐的、清晰的、金属般敲击声，与铁匠的铁锤同铁砧的相撞声，真是异曲同工。他不知道这声音是什么，是在很远的地方还是在近旁——好像都是。这声音很有规律和丧钟的鸣响一样缓慢，他等待每一个敲击，没有反抗。也没有理解，这沉静的刹那显得过于漫长，这延续的沉静使人迷狂随着这沉静刹那越来越稀有的声音，变得更响更尖厉了，这声响象一把刀刺进他的耳中，他害怕，他要尖叫起来。他所听到的是他手表的嘀嗒声。他不能闭上双眼，他再看看身下的河水，“如果我能使双手松绑，”他想，“我就能扔掉绞索，跳入河中，潜入水中我就能避开子弹，猛力地游到岸上，跳进树林里，然后回家，我的家——谢谢上帝，还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我的妻子和孩子离这帮入侵者还远着呐。”

这些念头一下闪进了他的脑中，与其等死，不如试它一试，这时上尉冲着中士点了点头，这个中士马上跳向一旁。

二

佩顿·法夸尔是一个富有的庄园主，属于亚拉巴马一个受人尊敬的世家。作为一个奴隶主，而且也象其他奴隶主、政客一样，他很自然地是一个天然的分离主义者，并且很热心参与南方的事务，这些环境产生了他固执的禀性，阻止了他效力于、服务于这些英勇的同没落的奴隶制进行战斗的士兵。他在这默默无闻的克制中十分焦躁，他盼望他的巨大精神压力得以解脱，更多士兵的生命得到解脱，并有机会获得荣誉。这个机会，他感到将要来临，就象战争的一切来临一样。因此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他来说因为太卑微了，而不能帮助南方，也没有去冒风险，因为太危险会承受不起。如果始终如一地具备这样一个平民化的品质，这个平民应该内心是一个士兵，他非常忠诚，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格同意一个无赖的诡辩，无论是卷入爱情还是战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