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别敲墙

多年以前，我从香港到纽约去。走了一个星期到了旧金山。自从我到了这个城市后，已经过去了一段长长的时间，我在东方的冒险的成功已远远超过了我的希望和梦想；我是富裕的，花费得起钱重回我的家乡，准备恢复起仍宁静生活在那里的青少年时代的旧友的友谊，叙叙以前的旧情。所做这一切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为了莫罕·达摩皮尔，一位老同学，我曾经散漫地通过信，后来很长时间再没有联系，人们在这方面是相似和一致的。你可以看到，对仅仅联谊性质的信的写作的不感兴趣的程度，是和你与你的通信者之间距离成正比，它是一条法则。

我记忆中的达摩皮尔是一个英俊漂亮、体格强健、有着学者风度的青年小伙子，嫌恶去工作，很抢眼地对世人很关心的许多事情表示漠不关心，这包括财富，当然，毕竟他所得的遗产足够让他远离贫困。他的家庭，是家乡里最古老和最高贵的贵族，这是事实。我想，这种卓尔不群的骄傲既不是政治上的骄傲也不是经受过苦难的骄傲，它不属于骄傲中的任何一种。莫罕稍许有点多愁善感，他的性格里有些迷信的奇异成分，这导致了他研习了所有神秘学的东西，尽管他的神志正常、心智健康保证了他抵抗住那些荒诞、危险的信仰。他大胆地侵袭了想像的领域，却没有放弃他的住宅，我们愉快地称之为“确信”的部分，是需要鉴定和绘图表示的区域。

我访问他的那个夜晚是暴躁强劲的。正是加利福尼亚的冬天，无休止的雨泼溅在荒废的街道上，偶尔被散漫的阵风吹扬起来，以难以置信的狂暴扔掷在房子上。费了不少的力气，我的车夫发现右边，是离海洋不远的海滨，这一带是只有一些零星居民的市郊。这寓所，相当难看，外观像个丑八怪，站立在它的中央，越靠近越看得出它的幽暗，既没有花，也没有草。三棵或者四棵树，在暴风雨中挣扎着，呻吟着，尝试着要从这沮丧的地方逃掉，要借此机会溜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这是一幢带有一个塔楼的双层的砖结构建筑，在一个角上的一层更高一些。整幢房屋只有一个窗户看见一点亮光。这地方显露出的某些东西弄得我颤栗，当我仓惶跑向那遮雨的门廊，我背上的雨水像小河哗哗地流下。

作为我要见他的一张便条的回复，达摩皮尔在上面写着：“不要按铃——打开门，向上走。”我这样做了。整个楼梯由第二段楼梯顶上的一盏煤气喷灯朦朦胧胧地照亮着，我算是没灾没祸地爬到楼梯的平台，由一扇打开的门进入到塔楼的一间明亮的正方形房里。达摩皮尔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前来欢迎我，给了一个我所希望的欢迎词，这是因为我已得到了一个想法，在门前我第一次看到他时我觉得这种方式更适合我，驱散了关于他冷淡的任何感觉。

他不是同一个人了。他看样子是极为苛刻地度过了中年，他变成了灰色，极为明显的弯腰驼背地站立。他的身影单薄，瘦骨嶙峋的，他的脸刻满深深的皱纹，他的气色死白，没有颜色的感觉。他的眼睛，违反常理的巨大，带着火焰的灼热鲜艳，差不多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

他让我就座，递给我一支雪茄，这种庄重和坦率的真挚让我确信他见到我显然很愉快，接下来是有些琐碎的谈话，但整个过程中我被他这种极大的变化引起的悲伤感觉支配了。这些他肯定有所察觉，为此他突然带着很明快的微笑说，“你对我有点失望——不要去猜测历史。”

我几乎不知道回答什么，但设法应付地说：“为什么，真的，我不知道，你的拉丁语说的是同一件事。”他再次容光焕发，“不，”他说，“一种死的语言，它在特有的环境中会复活。但请耐心等待，我将去的那里它也许是一种更好的语言。你会介意这里有一种预兆吗？”

当他决定带着让我痛苦的庄重的神色看着我的眼睛说话时，笑容枯萎了，我不能自己去屈服他的心境，也不能让他看出我是怎样深深地感到死亡已笼罩了他的预感。

“我喜欢它会有一个长长的生命，”我说，“在人们演讲之前拉丁语不会迎合我们的胃口，然后，这胃口会有反过来为它服务的可能，那么这就好了。”

他没有回答，我也安静了，显然这谈话令人沮丧地弄砸了，我仍然不知道怎样把谈话搞得更讨人喜欢。突然，风暴歇息了，这种死一般的寂静与先前的喧嚣的对比几乎让人心惊肉跳，我听到一个轻轻的叩击，它是从我坐的椅子后面的那堵墙发出来的。这声音显然是由一个人的手敲出来的，有一个人要求进来，可那上面却没有一扇门。但是宁愿，我想，很明显隔壁房间有一些人在那里聚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想，都有着我们愿意去交流的这种通信方式的更多体验。我向达摩皮尔匆匆一瞥。假如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映入他的眼睛的话，他也决不会去注意观看它们，他看起来已忘记了我还在他的旁边，他用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背后的那堵墙，即使今天回忆起来仍像当时那样鲜明。这个位置很麻烦，我站起来离开我坐的地方。这时他好像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