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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威廉·杜戈尔心想，真他妈的碍事。

此刻，杜戈尔正在历史系他导师的办公室里。三码开外的地方，书桌的右边，一个包裹着粗花呢的肥胖人形趴在燕麦色的地毯上。那个人的眼睛和舌头从肿胀的脸上凸出来，对着站在门口的杜戈尔。

毫无疑问，甘波博士已经命丧黄泉了。这条生命的缺失在燥热的环境中留下一片冰冷的真空。

尽管杜戈尔头晕目眩，却保持着超然的姿态。别害怕，肯定是心脏病突发，他这样告诉自己。由于生活舒适、脾气暴躁，甘波的脸蛋总是粉扑扑的。

书桌上的万向灯开着，将一池光泻在那具尸体上。这是不是意味着甘波死了没多久呢？可能不是——也许灯已经开了几个小时了，室内光线昏暗，而窗外沉闷的二月天乌云密布，了无生气。

忽然，杜戈尔瞥见了一个先前遗漏的细节。一根闪闪发光的尼龙绳从甘波的喉结左边处垂下来，一直耷拉到地板上。杜戈尔的脑子被可怕的念头占据了，也许他必须相信眼前这一可怕的事实——

不是心脏病发作，是谋杀。他和这个念头扭打在一起，可是它不肯屈从。为什么有人要杀甘波呢，他不过是个信奉教条主义的古文书学讲师。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相信只有研究那种叫卡洛琳字体的中世纪文字才是合乎正统的。为什么偏偏是他，杜戈尔，发现了这具尸体？

尼龙绳勒得很深，直至嵌进肉里。杜戈尔能顺着痕迹看出它是怎样缠绕的。绞刑——它把这件事变得异常离奇。想到这儿，杜戈尔不禁浑身发抖。这一点足以表明，这是一个职业杀手干的，而且早有预谋。不是谁的老婆争风吃醋，不属于家庭暴力等激情犯罪，也不可能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学生，或者存在竞争关系的同事所为。

一看甘波的尸体，就知道是谋杀，怎么到现在他才意识到？恐惧感将他吞噬，他嘴唇发干，仿佛水分被一台强力真空吸尘器吸走了。这种症状是可以预见的。门还半开着，他进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接着，他踢开门，踉踉跄跄地穿过走廊，来到对面的厕所。他像做祈祷的人那样跪在马桶前。谢天谢地，马桶是干净的。于是，他眼睛一闭，把吃下去的午饭全数交还。

他扯了一下水箱的链子，然后开始洗手。紧张之中，手被热水烫伤了。他用滚筒上的毛巾擦干了手，令他有些惊异的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要例行公事。看来他所接受的如厕训练已经深入灵魂。

令人厌恶的未来在他眼前展开。到底该怎么办？作决定不是他的强项，可是讨厌的现实强迫他迅速做出决定。他看着镜子中那张苍白的脸，那张脸也在盯着他，一脸的茫然和疑问。

报警？他想象着那时的情景——他向系秘书处走去，试图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么做需要花费时间。因为，首先，秘书对修指甲更感兴趣；然后她会认为他是在捉弄她；打字员会直愣愣地看着他；她们会给警察局打电话，然后在警察来之前和来之后一起焦急地等待；那里会有几壶茶、尴尬的沉默、问题和陈述。整个过程很可能会拖延到第二天。

杜戈尔急忙从推测中挣脱出来。他把手放在厕所的门把手上，思考着各种选项——一个周全的抽身之策，既不给任何人带来不便（当然也不会麻烦到甘波了），又可以免于毁掉这个夜晚。这个办法不会影响警方的调查。没人看见他偷偷离开这里。此外，甘波博士的台历也会为他的不在场作证，因为上面没有记录今天他和杜戈尔有约——他们约定的见面时间是模糊的，只提到杜戈尔要在星期五之前把上个星期就该完成的抄写作业交上去，并准备讨论研究工作的总体进展情况。现在离开就像看见有人在商店里扒窃，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

想到阿曼达，他更加坚定了决心。今晚由她来做饭——奶油蘑菇牛肉，这是她应杜戈尔的要求做的，并不心甘情愿。错过这顿晚餐比表现得不够圆滑还要糟糕，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不过，他的公文包落在甘波的房间里了。他必须回去一趟，这个念头诱使他改变主意，去面对那个秘书和警察。两害相权取其轻。可是，指纹怎么办？没事，他只碰过外面的门。反正，到时候他就说上个星期去过那里，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嗯，杜戈尔，你对……嗯，奖学金的贡献，几乎不会给新一年的……嗯，工作，带来一个吉利的开局。）可是，警察会根据指纹的清晰度或者覆盖在上面的其他指纹估算出指纹的新旧程度。

他的一部分思维——与保持一定理性来估计利弊不相干的思维——做出了判断：离开，趁现在还来得及。他没碰门把手……感谢上帝，门是虚掩着的——是凶手开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