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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戈尔住的那幢房子位于芬奇利路的拐角处。房子的正门安在一个拱门上，设计灵感来自垂直风格[1]，但是从支撑门廊的柱子上依稀可见希腊的荣光。现在大堂里很阴暗，可是到了夏天，这里不仅幽暗，而且凉爽得令人精神焕发。铺成黑白棋盘图案的石板地让杜戈尔联想到威尼斯的宫殿和室内乐。今天，不知怎么，杜戈尔想起了一个中国皇帝，他把庭院摆成棋盘的样子，给罪犯穿上合适的衣服，拿他们当棋子玩。下棋者的技巧和策略将决定这些罪人死亡的速度。当王还是卒，哪一个更好呢？还是阳台上的皇帝？

他一步迈两个台阶，眼睛逐渐适应了从楼梯拐角处的彩色玻璃窗外透进来的昏暗光线。

杜戈尔住在四楼的阁楼上。起初这个地方只放了一张很大的台球桌，如今这个空间则被分隔成一个客厅、一个卧室和一个极小的厨房。三个房间的顶部都开了一扇长形的天窗，仿佛把一个小型的空中温室架在了房顶上。

他在客厅里找到了阿曼达。她正在电暖炉前用两副牌玩一局复杂的纸牌游戏。她没有抬头，他的手触碰到她的肩膀时，她却对着放在地板上的十二列八摞纸牌说：“你好，威廉。一会儿就好了。”

“红九放在黑十上？”杜戈尔说，“我去煮茶。”

“没辙了。我所有的国王都没了。没茶叶了。”

“我买了一点。”

杜戈尔挤进厨房，把水壶装满，打开炉子。等水开的工夫，他把买来的茶叶倒进茶叶罐里，洗出来两只马克杯，在垃圾桶下面找到了托盘。他又闻到了一股怪味，塑料垃圾桶里或许又有什么异域植物在茁壮生长。水开了，把他从寻找异味源头这个道义责任上解脱出来。他把茶壶沏满，放在托盘上，端到客厅里。

阿曼达正在收拾牌。“天窗又漏了。”她的语气很随意，“警察那边怎么样？”

“没劲。一个很无趣，另一个一直在抠鼻子。例行公事罢了。”他把托盘放在两个扶手椅之间的八角桌上。突然，他不能再维持无动于衷的假象了。“对了，今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汉伯里寄来的。我猜是封信吧。还没打开看呢。”

阿曼达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每次她露出这种表情，都会让他焦虑不安，想要做一些丑陋不端的行为，比如把刀子放进嘴里。

“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拆信呢？”

“没拆。也许等等更好。我的意思是说，天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拆信，你倒茶吧。”

杜戈尔掏出小刀，割断细绳，划开信封口。大信封里还有两个小信封，其中一个信封里装的是信，另一个装的是一摞用皮筋捆起来的钞票。他看着坐在对面的阿曼达，后者大笑道：“给我读读信上都写了什么。”

杜戈尔把信展开。这是一封长信，用酒店的信纸写的，一共有六七页，纸上挤满了浮夸的笔迹。

我亲爱的威廉：

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读到这封信。我会把它寄给我的银行，并注明如果没在一个星期内告诉他们取消的话，就转交给你。我想，这也算是一份保险单。

你也许很纳闷，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今晚我和你一起喝酒时就已经知道有人想杀我了。现在我认为他们动手的时间可能比我预期的要早。恐怕这听起来像是一出琐碎的情节剧。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喜欢你——也许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而且我也没有别的写信对象。无论如何，我欠你一些钱。

今天晚上，我故意在很多方面误导了你。甘波过去是为我工作的。在牛津时我就认识他，不过是泛泛之交。他接受了我给的佣金，后来却试图敲诈我。他知道这笔交易与金钱有关，于是也想分一杯羹。他以为自己的能量在不断提升。我年轻时犯过一个小错，他抓住了这个把柄。

我真是受够他了。为了让你了解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请允许我概述一个很短的故事。上个月你肯定在报纸上看到过奥斯维斯·弗农·琼斯的讣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他教授的有关犯罪的课程曾经在全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你当时可能太年轻了，不记得当年他对耶稣受难像《我主于群贼之间》的重估所引发的震惊和争议。他在达特穆尔做过神父。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密切关注几个康复中心，那是他在罗辛顿大教堂做教士之前的事。

这位神父还有一个职业。据我所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知道。我必须补充一句，在达特穆尔时，为了增加收入，他在我的帮助下开发了另一项副业：他成了一个毒品贩子，不过是以一种谨慎高级的方式——他只通过中间人操作。

起初，他关心的是为挑选出来的犯人提供“生活用品”。他很可能把这视作“爱你的邻居”这项运动的延伸。但很快他就卷入了这项活动，不只是在金钱方面，也在智力方面。当然，他处在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神职人员竟然可以轻松穿行于各个阶层的人中间，特别是他对罪犯的兴趣是合理的、出于神父职责的。他的组织迅速扩展到达特穆尔以外的地方。当他离开那里不做神父后，他开始四处旅行，于是把那个组织又扩展到了更远的地方。当然，还是我在帮他的忙。他很善于交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既能让主教开心，也能让杀害儿童的凶手心情愉快。这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