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洗牌 错失良机

禅宗诞生在中国，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强调禅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却无法否认它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既然还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脱不了干系；而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又实在是相去甚远。

不妨看看印度。

历史上所谓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后由雅利安人（Aryans）创造的。这些移民来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称为吠陀（Vedic），意思是“神圣的知识”。既然如此，他们实行种姓制度，掌握神圣知识的祭司婆罗门位居第一等级，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就都不奇怪了。[31]

然而印度也没有教皇。

这里面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首先，印度的婆罗门就像中国东晋的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却没有组织，不是集团，当然也没有领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轮流坐庄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耆那教和锡克教也势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屡遭外敌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夺而去，有的入乡随俗，有的还带来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请问选谁？

实际上印度半岛是一块动荡的土地。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它几乎没有被真正统一过，分裂和断裂倒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可谓铁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实上，它的面积过于广袤，人口过于密集，文化过于多元，力量又过于分散，实在无法形成中华或罗马那样的大帝国。[32]

没有统一的帝国，就不需要统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统一的宗教，当然更不需要教皇。于是，从未有过安宁的印度便只好变成“宗教博物馆”，还是没有馆长的。

这倒不难理解。奇怪的是，虽然印度盛产宗教，印度人也充满宗教情感，却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不迈出国门一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只能说佛教是异类。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国门，而且还是公派出国。在中国的韩非子竭力宣扬法家学说时，梵文名叫无忧（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扬佛法，足迹所至东到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边甚至到了叙利亚、埃及和希腊。[33]

不能确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脱，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体现了菩萨心肠。

后来兴起的印度教却显然没有这个兴趣。他们跟犹太教一样，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阶级性。这个新的综合体虽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义，本质上却仍属婆罗门。三位伟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分别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破坏者共存于顶级，然后繁衍出众多的神。

这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等级森严符合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无法回到祖国的佛教只好继续远行，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出路。

幸运的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还是宗教的真空地带。何况佛教来得正是时候。没过多久，中国就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和分裂，此为天时；传播路线主要经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域，此为地利；北方胡人视其为同类，南方士族视其为知音，此为人和。

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还能做转口贸易。

当然，这里面其实存在问题：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毕竟异质，就像希腊和希伯来。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类奇怪的组合，比如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的联盟。可见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况佛教与中华文明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看，文明无非四种：一神、多神、泛神、无神。多神教很难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虽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条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实质上是泛神论者，原本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当然，如果他们之前已有一神倾向，也不妨顺水推舟地改宗更为纯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华人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你可以说他们无神，因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样，也不妨称其为多神和泛神，因为这些崇拜对象具有神性，能够赐福于子孙后代和芸芸众生。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双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和余地，难怪能够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实上，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跟儒家学说等等一起漂洋过海的，这里面当然也有禅宗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