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精神生活 THE LIFE OF THE MIND（第3/11页）

整个这件事，使人了解到学术机构已经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们对轻视和批评的敏感，以及它们对荣誉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对地位降低的极端敏感，这些正说明了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替代了过去骑士甚至绅士的阶层。费斯克真正令人恼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选择”一词，本是温文尔雅的机构，他却嘲弄说，好像随便一个什么东西说它自己是一所学院或是一所大学，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烦说明，“他可是个大学毕业生”这样的话很多年前也许有相当的分量，但是今天几乎没什么意义了。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情况就已经变了，人们为了谋求社会地位而蜂拥进大学去读书，结果压倒了金钱观念。“金钱”这个词没什么变化，而现实已经极大地改变了。

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举例说，直到1959年，万斯·帕卡德在他的《社会地位的追求者》（The Status Seekers）一书中仍然相信这样的观点：一张大学文凭，足以表明某人属于“文凭精英”的阶层。其实大谬不然。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⑤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A Nation of 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爱德华·费斯克提出的“选择”信息，恰恰表明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三左右，其他人只是在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

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

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这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被哪些学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学和学院呢？还是那些入学要求很低的学校？”今天，处境最糟糕的社会阶层中的一支，就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进大学”的那百分之三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了大学，却发现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仅在知识上、艺术上和社会地位上，在经济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会阶层》一书中，科尔曼和雷沃特发现，进一所好大学，或者照我的说法是真正的大学，可以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进一所费斯克选出的五星级货真价实的大学，收入可以在那基础上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他们还发现，如果你毕业于一所“不可选择”的大学，也就是费斯克礼貌地没有提到的剩下那1782所学校中的一所，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无收入优势”。全无收入优势可言。

某些时候，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都看穿了学院的骗术（原谅我这么说），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毕业于一所学术要求不高的大学，而且成绩中等偏上。当她开始在纽约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工作时，受到的只是同事们“不当回事”的粗暴对待。她鼓起勇气（我称之为蛮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大学校长，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过，人们就是明白了“大学与社会地位”这一伟大的骗局，也通常不说出来。这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错，却不知道错在哪里，而当事人通常会因此受到很深的伤害。正如一个人告诉科尔曼和雷沃特的，进入某个不入流的学校证明了如下事实：“本来进大学是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上的是一所没名气的大学。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前所未有地高，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斯莫尔学院⑥，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瞠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伦纳德·赖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浃背了，却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