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欧洲的外围：俄罗斯和美洲 （1500～1648年）

当中国、印度和中东发现只需虚与委蛇地应付出现于他们海岸的欧洲人时，俄罗斯和美洲的人口已经深深地与西欧纠缠在一起了。瘫痪性的崩溃降临于美洲印第安人的高级文化，由殖民者强加于美洲大陆的新组织制度直接来源于西班牙。俄罗斯的组织制度更加顽固，当全副武装的外国人第一次到达时，它们没有像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制度那样土崩瓦解。但是俄罗斯也发现，从抵制草原的传统压力转向抵制来自西欧的新挑战是困难的。教会和国家的疲惫不堪就是这种转变困难的标志，这种转变与西欧刚刚从中世纪破茧而出同样影响深远。

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直到1480年，俄罗斯大部分土地仍然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之下，金帐汗国的都城是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喀山。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分裂而成的四大汗国之一。但是到15世纪，金帐汗国的大汗及其武士讲突厥语了，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通常被称为“鞑靼人”。在享受最高宗主权的俄罗斯土地上，大汗把征税权委任给莫斯科大公，而后者并不一直认为有必要转交所有税款给大汗。所以当伊凡三世正式宣布解除对大汗的效忠并自称“沙皇”（1480年）时，这个行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大汗对此无能为力。军事优势不再完全依靠草原骑兵。如果没有持久的围攻，克里姆林宫就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大本营，保护着莫斯科的安全。莫斯科防御大炮的每次射击都宣布草原游牧民族的优势即将终结。

但是，人们不能夸大新型战争技术能够有效地应用于战场的速度。例如，大约在1571年，一支规模异常庞大的鞑靼军队就焚毁了莫斯科郊区。虽然当时步兵已经变成了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但问题是如何把桀骜不驯的抢劫者组织到战场作战。直到边界修筑了连成一线的要塞，由速度与鞑靼人一样快但装备更精良的骑兵（“哥萨克”）驻守，草原民族的侵袭才最终被完全遏制了。这是1648年后才发生的事情。

但是当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然无法满意地抵御前线来无影去无踪的侵略者时，关键的事实仍然是：大约从1500年起，骑马射箭再也不能战胜装备精良的步兵了。俄罗斯的商业和农耕社会能够并且的确为步兵配备了当时的武器主宰——大炮，而长期享有对农耕社会压倒性军事优势的草原游牧社会拒绝放弃战马、拒绝利用新兴的火药技术。由此造成的力量平衡的急剧变化不久就显示出来。1525年，“恐怖的”伊凡四世攻占了喀山。4年之后，他的士兵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完成了对伏尔加河下游的征服。大量领土因此被置于莫斯科公国的统治之下，通过河流和翻越喀尔巴阡山脉与波斯的联系也开通了。俄罗斯的南面仍然遭受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威胁。但是他们的势力依赖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联盟和商业往来。在文明世界持步枪的步兵面前，完全独立的游牧帝国再也无法立足了。

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俄罗斯的先驱跨越乌拉尔山，推翻了西伯利亚的穆斯林汗国，到1587年，建立了对鄂毕河中游的统治。跨越乌拉尔山后，长期作为内河航行水手（冬天则是雪橇驾驭者）的技巧使俄罗斯冒险家能够穿越西伯利亚地区彼此分离的河流上便捷的水陆联运点。所以1638年，俄罗斯第一支探险队达到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当地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人数很少，政治上也很虚弱，居住在环境严酷、把西伯利亚沼泽地与森林地分离的地方。因此，当俄罗斯人要求他们交纳毛皮作为纳贡物时，他们发挥狩猎和诱捕猎物的技巧，为新主人工作，很快就为俄罗斯人提供了欧洲和中国急需的商品。事实上，来自毛皮出口的收入对俄罗斯国家特别重要，因为它使俄罗斯能够大规模进口欧洲的武器和其他手工制品。

但是，草原游牧民族长期军事优势造成的压力的消除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只要定期缴纳贡物的方式存在，莫斯科大公不得不充当遥远但可怕的喀山宗主的征税人，那么俄罗斯人民就认为必须服从、臣服大公。但是，鞑靼人的威胁消失后，向伏尔加河下游或乌克兰等地区移民是替代纳税的切实可行之法；许多不安分的青年人的确逃进了荒野。乌克兰和顿河下游松散的哥萨克共同体就以这种方式招募成员。更东部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个别定居者和先驱甚至脱离纪律松散的哥萨克生活，发展出单个家庭的生活方式，非常类似于北美边疆地区的家庭。

这种脱离哥萨克生活的方式把俄罗斯的定居地迅速地延伸到新地区。人力损失由中央政府承担，只要足够的农民和市民在后面纳税即可。不满的贵族（波雅尔）阶层的处境远非危险。在近邻波兰—立陶宛，大贵族享有实际上独立于国王行政管理之外的特权的事实时刻提醒他们：如果没有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轻松惬意啊！对西欧天主教邻居宗教的厌恶也许是阻止大众转向忠诚立陶宛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视叛逆为重罪。伊凡四世由于企图血腥镇压反对他的统治的波雅尔，因而得绰号“恐怖的伊凡”。事实上，他的确杀戮了许多旧贵族家族，以致不可能建立波兰—立陶宛模式的贵族共和国。在俄罗斯“危机时期”（1604～1613年）变得更加明显：旧波雅尔家族政治合法性彻底崩溃，但又不能以贵族自由的名义、按照波兰模式取得和保持权力。相反，通过共同同意，贵族阶层很快就被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