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丈夫这一辈子

郭：我就记得我搞对象，这说起来就又长了。我的对象啊，原来跟我哥哥是同学，中学同学。好像他上到二年级的时候，就上不了学了，交学费交不起了，就叫他去学徒了。他们家10个孩子，就他父亲一人挣钱，他们家不是旗人，是汉人。老头还行，原来在白纸坊邮票厂，后来调到和平门集邮公司，他管邮票。后来他小闺女接了他的班。他们家住在铁门儿，就是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北边，也不是自个儿的，是房管局的，租的。现在马上就要拆了。

我爱人是托了他舅舅认识的一个人，这人家在地安门，在王府井这儿开了一个修理门市，修理电冰箱，哎那时候也有电冰箱，就学的这个手艺。这人就是他师傅，你们也许知道，是工商界最大的右派，叫吴金粹注149。

他那会儿刚学徒啊，他这师傅就说要立字据。立什么字据呢？不是用电么，电打死了不管，他不承担责任。管吃，管住，一个月就给几块零花钱。而且要有铺保，你如果犯了错误，你要有保人。他舅舅跟他这个师傅是好朋友，都不行，都得找一个铺保。等于是立了字据有了铺保才用你。他这师傅啊，还是骨结核，他老得给他换药，接屎接尿，那会儿门市旁边有厕所，他就给他倒尿盆。还得从家里给他取饭。干这个。干那个活儿都是油啊什么的，特别脏，也没有工作服。人家定的是三年零一节，节就是季度，就是三年零三个月，结果他学了三年半。

学完了就没事干了，就等于你没地儿吃饭去了，他就自个儿干。开始呢，就干点零活儿，后来是在江米巷，有一个白俄人开的工厂，叫他去给人干，我记得一个月300块钱。也说不上是金圆券还是什么券，反正300块也没多少钱。最后大概是解放前夕，这个白俄人呢，就欠了一屁股两肋账，就说他要走了，他要回俄国了，给人家干的那个活儿没干完的、半截的，连他那乱七八糟的工具什么的，就都留给我爱人了。留了一个牌子，叫“懋利行电机厂”。结果1952年的时候说是他接受了“敌产”，哪儿有什么敌产呢？

这么着，我爱人就一人接着干，算是自个儿慢慢地干起来了。租的是东单二条的房，有一个小院儿，有一座小楼。小院呢，等于是家庭工厂。开始那会儿呢，把他的师兄弟招了来，他有一个师哥，姓纪，他姓沈，他那个师弟姓关，他们3个。现在活着的就他这个姓关的师弟了。他们就收了点小徒弟，就这样干起来了。还不错，1947年、1948年那会儿不错，那会儿有点活儿，像梨园行的马连良他们，家里都有冰箱。就是围城那会儿没什么活儿。从1952年以后就不行了。

那时候他还在协和(医院)干，协和那儿有冷库、血库，有停尸房，他也在那儿干。1951年的时候协和就说，你要是在我这儿工作，你那买卖就甭开了，你等于就是协和的职工。我当时特别愿意让他在协和，因为我特别喜欢协和那个气氛，它那个管理都特别好，一个月50块美金的工资，多好啊，我那会儿也没工作，孩子也多。我说你就在那儿，可是他舍不得(那个厂)。

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1952年，刘仁是咱们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时候就找他，跟他说，北京市要有个拳头产品吧，你就做冰箱。你需要多少资金，我也可以什么，那时候还没合营呢，就是说先资助他。他要了多少钱我都记不清了，他说我就想协和不干了，就要开这个修理电冰箱的厂。结果还真的就贷给他款了，还贷得不少，就在东华门，馄饨侯旁边，开了一个门脸儿，还叫懋利行电机厂。就这样，等于是把资本家的帽子给自个儿扣上了。

“三反”“五反”是1952年吧？“三反”的时候是在协和，“打老虎”注150，打的是他师傅，张工程师。过了几天，打老虎爪子，沈永昌，就是我们老头儿的名字。“五反”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工厂，那时候大概就十几个人，开始还说人少不算，到1952年就定的资本家了。等于“三反”“五反”都有他。他学徒出身，受了那么多苦，还是响应号召，还给他贷款，你说他这一辈子！

最后是1956年，合营就(把厂子)合出去了，合到医疗器械厂。第一台电冰箱就是他设计的，雪花冰箱，那又怎么着？没用注151。1957年，右派。说你们厂子得找右派，没有右派不成，都得有，哪个单位都得有。他也不知道是说了什么，好像是说工人里边也有不守法的，这就是说你污蔑工人阶级，就扣上了，右派。

定：他性格怎么样，是特别爱说话吗？

郭：他是特别爱交往，特别爱聊天儿的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门口看门那老头儿啊跟他特别好，食堂的管理员跟他特别好，上边的书记跟他也特别好，没有他不跟人家交往的，这么一人，所以说话呢，就顾不到方方面面，最后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右派。右派呢是六级，最小的那一级，就降职，降薪。倒是时间不长，半年吧，好像上边审查以后，又给他恢复了。等于是摘了帽子了，还是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