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意志的祸与福（第2/4页）

按照启蒙主义理念——人人皆有权追求未曾拥有过的幸福，延续几个世纪的城市行会垄断被破除。封建农奴制被废止，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成为能够拥有土地的自由农。容克贵族地主仍然试图维持他们的体面，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被那些平民出身的城市企业家超越——只有他们才更懂得如何在人口急速膨胀的年代里获取财富。

德国流亡记者、著名战后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指出，德意志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吸取了两大重要教训：“历史永远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整个欧洲出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这种民族主义适时地充当了重新构建社会、给予普罗大众发言权的角色。此刻，民主与近代民族国家同时诞生，首先在北美，其次在法国和德国。

在俾斯麦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前的百年间，德意志地区通行着两大政治组织准则：其中一个起源自历史传统，以诸侯自立、城市自由、公国自治为基础；另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以追求平等及随之而来的对更美好生活、更富裕未来、更充分自我发展的伟大理想为基础。

后一个准则无疑对孤独的、年轻的、渴望改变的德意志人更具有吸引力——即使不能改变世界，他们也肯定要改变德意志。法国大革命和为反抗拿破仑压迫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推动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兴起。

拿破仑军队被一举击溃后，维也纳会议划定了欧洲中部版图的基本格局：名义上保留了普鲁士，却切断其与西部省份的交通；确定法国为欧洲五强之一，以塑造新的均势体系；缔结了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以防范欧洲中部出现领土和政治变动。这个随后被称为“梅特涅体系”的欧洲格局，以奥地利帝国强权首相、贵族梅特涅（Metternich）命名，以图缔造一个维持君主专制现状的堡垒。

“德意志兰，德意志兰，高于一切！”一些政治诗歌长期被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所“误读”，就像这首出自热血青年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之手的革命诗，他的本意是谴责“梅特涅体系”的压迫。年轻的霍夫曼意在表达纯粹的德意志理想主义：德意志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四处弥漫着雷司令葡萄酒的芳香，遍地是歌声和美丽的德意志妇女，因此理应在那个由38个自治政权松散组织在一起的德意志邦联中占领导地位——那是维也纳会议所设计的邦联制度，旨在割裂德意志疆域、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这是一首积极向前的革命歌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却采用了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致奥地利皇帝的颂歌的旋律，也与德国现在残存的专制政体格格不入。

随着军事上的失利，拿破仑在经济上针对英国建立的大陆封锁体系宣告瓦解，新兴的普鲁士工业不得不面临优势英国工业品的残酷竞争。在政治上，普鲁士政府努力维持旧政体，继续沿着“开明专制”的道路走下去；而在经济上，柏林当局却开启了市场经济的闸门，因为他们需要得到英国的友善、资本和技术。德意志人口急速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倡导就业，否则普鲁士统治者也难逃如法国旧政体覆亡一样的命运。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公国达成了基于共同市场、低税率、针对外国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关税同盟。而六年之后，德意志关税同盟随之诞生，涵盖了除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几个汉萨同盟城市外的整个北德意志地区。普鲁士的自由派官员几乎都是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任教柯尼斯堡大学时的弟子——他们赢得了三重胜利：他们推动了普鲁士君主专制走上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期待着政治自由主义在未来的实现；他们成功终结了奥地利对德意志地区的领导，并认为南德意志诸邦加入关税同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还在经济上促成德意志与英国结成联盟。

然而，这幅祥和景象很快就在19世纪40年代遭受残酷考验。那时欧洲普遍的农业歉收导致面包价格飞涨，同时破坏性的工业危机爆发。这便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口中的革命“关键时刻”，激励他与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同于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规模失业、失控的利率和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破产，导致骚乱此起彼伏。巴黎街头出现的公开暴动迫使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落荒而逃。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迅速通过电报传遍欧洲，鼓舞了1848年和1849年席卷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的革命。在革命狂飙的年份里，欧洲中部的各大君主专制国现在皆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