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第3/5页）
一位游客如果曾经在1870年横穿自亚琛出发，途经波茨坦与柏林，直抵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跨越千里的一号国道，并且35年后或者50年后重复一次这样的旅行，那么肯定会看到一个充满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国家：铁路和电报网遍地都是。火车除了载客，还满载无数工业产品。每当飞机时不时从头顶掠过时，孩子们会马上边指给同伴看，边说自己将来也要飞上蓝天。马路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一辆辆汽车，车里坐着怀揣大笔金钱、到处闯荡的年轻人。大部分过去尘土飞扬的道路如今已被铺设一新。城里的有轨电车已经能把市中心与偏僻的村庄连接起来；这些村庄则迅速成为城郊，以容纳日渐庞大的白领人群。好的城郊则会选择空旷、优美的风景处盖上别墅，再用电灯照明。这些地方原来可能只是一片茅屋和一座简易礼拜所。河流上不断架起宏伟的钢铁大桥，大小运河分别沟通莱茵河与威悉河、威悉河与易北河、易北河与奥得河等——整个北德意志平原以柏林为中心，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网连接在一起。大小河流经过几十年的疏浚也变得畅通无阻；海因里希·海涅笔下歌颂的那个罗蕾莱礁石——一个阻碍莱茵河航道的威胁最终被炸掉。不过，从美因河出发贯穿弗兰肯丘陵直达多瑙河的漫长运河工程尚未完工。然而，最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身上。穷人的孩子们不再打着赤脚四处乞讨为生；他们有机会就读小学、中学，然后度过工业或手工业学徒的岁月，便可以通过参军慢慢过上中间阶层的生活，当然，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实现。
然而，当那些影响人们几个世纪的习惯与传统逝去时，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也自然而然地萌芽。随着各种旧日神话的破灭、禁忌的解除，世界变得不再令人放心，人类的思想与实践也不断突破原有的束缚。力量、技术与人口的爆发式发展伴随着一种应为此付出代价的世纪末的麻木感，正如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著作里阐释的一样：所有人都生活在慢性自杀里。希腊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Janus）脑袋前后长有年少和年老两副面孔，负责掌管时间的起始与终止，必须时刻承受时光流逝之苦——这是对德国也是欧洲世纪之交的真实写照。在文学和艺术的幻想世界里，这种矛盾通过一个个小人物——诗人、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而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个时代，托马斯·曼的大型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才得以横空出世，向我们展现了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一户名门望族由繁荣走向没落的故事。大约在同时，瓦尔特·拉特瑙这位既是犹太人当中也是德国人当中的杰出者，正着手撰写他的虚构小说《即将来临的日子》。
1889年，文学家奥托·布拉姆（Otto Brahm）、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的创建人）和哈特两兄弟（Hart brothers）等，效仿法国作家安德烈·安东尼（André Antonie）在巴黎创办的“自由剧院”，联合创办了文学界“自由舞台”，以规避政府苛刻的出版审查制度。同一年，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成名剧作《日出之前》在“自由舞台”首演，剧中暗含了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演出引起一片哗然，却增加了抨击社会的宣传效果，并引发文艺界再次学习易卜生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戏剧与小说的热潮，他们旨在通过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表现社会乃至科学的真实。世纪之交紧跟他们步伐的人还有阿尔诺·霍尔茨（Arno Holz），他的剧作《社会贵族》讲述了落魄贵族的贫苦生活，反思了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早期长篇小说《神巫，或名两个民族》中的某些构想。约翰内斯·施拉夫（Johannes Schlaf）的《欧茨师傅》也包含此意。类似的还有苏德曼（Sudermann）的《荣誉》、马克斯·哈尔伯（Max Halbe）的《青春》、奥托·埃里希·哈特雷本（Otto Erich Hartleben）和卡尔·舍恩海尔（Karl Schönherr）的戏剧。不过，引起最大轰动的还是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织工》，它揭露了19世纪中期西里西亚地区纺织工人的悲惨遭遇和资本家的贪婪。柏林警局认为该剧有挑衅当局、扰乱社会秩序之嫌，该局局长贝恩哈特·冯·里希特霍芬男爵（Baron Bernhald von Richthofen）下令禁演该剧。因此，该剧只得在柏林的“自由舞台”秘密演出，不过仍然吸引不少观众冒险观看。一年后，法院终于判定允许该剧公开上演，该剧受到热烈赞扬。其不停歇的演出和公众的积极支持无疑是对抗皇帝的文艺观念的一种示威。皇帝陛下只得凭借他的另一重身份——帝国陆海军最高统帅下令军官包括穿军服者禁止观看该剧，同时撤销了自己在剧院的包厢。柏林所发生过的一幕幕旋即也在德国各地重复上演。在慕尼黑的施瓦宾，演出更为辛辣和犀利。专注生活的《青年杂志》与讽刺政治的漫画杂志《痴儿报》越来越受到追捧。前者迎合青年人当中那些试图摆脱传统文明者的幻想，营造一种法国“新艺术派”风格的花哨、浪漫式的日耳曼幻境，这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风格在德国被称为“青年风格”。后者按照编辑的好恶，借用军人和政客的漫画形象来嘲讽政治。这两种杂志让慕尼黑民众坚信，比起那些从柏林来的戴着老花镜的军官和古板的普鲁士官吏们，中间阶层，尤其是南德意志的中间阶层，才是德意志更优秀的群体。《痴儿报》上的漫画和插图文章文如其名，辛辣犀利，揭示了当局掩盖的丑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