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玩票当真

我自从出版了《性在古代中国》和《中国人的性神秘》两本小书之后，就不断有朋友问我：“你怎么会想起搞性史的？”到《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出版之后，问这一问题的人就更多了。

确实，从“出身”来说，很难设想我会与性史研究沾边。在大学里我读的是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读的是科学史；而直到今天我一直在天文台工作。我搞性史搞到今天这种地步，居然成为“第二专业”，并且得到性学界同行的接纳，总该有些特别的因缘吧。

先说远因。我自幼好古成癖，对历史有特别的感情。学到数学就会对数学史发生兴趣，学到物理就会对物理学史产生好奇，学到天文自然也就难免对天文学史想入非非—后来天文学史还真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正行”。性的历史，归根结底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自然也在我感兴趣的范畴之内。

要说近因，话就稍长。那时我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研究所院子里住着清一色的男生。师兄之中，有好几位是稍年长已经结婚而妻子仍留守在家乡的——他们中间有人一直“抗战”到八年之久，夫妻才得团聚。未婚的小伙子们，当然也不时有堕入情网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可想而知，“性”是大家研究学问之余谈得最多的话题。年长的师兄们常喜欢讲述自己“文革”落难时在下层社会所见所闻的性风俗和性趣事，有时也会讲讲自己的性经历；师弟们虽非过来之人，却也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势，踊跃参加讨论。性的寂寞，煎熬着这里的每一个年轻人，谈谈“性事”，至少也是一种排遣。

《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新版

这时，远因和近因就在我身上结合而发生作用了。我不满足于对“性事”的漫谈或闲扯，想要推进到“学术研究”的层次上去。既然好古成癖，方向自然是性的历史。于是利用在硕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的一段空闲时间，“发奋”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房中术来，结果是写成了一篇论文：《中国十世纪以前的科学性初探》，并于次年（1986年）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说来惭愧，这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那时性的禁区在国内还远远未被冲破，学者们还只在进行一些谨慎的尝试（例如吴阶平院士领导翻译了《性医学》一书），因此我那篇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说许多大学图书馆中那一期的《大自然探索》都被撕坏、甚至失踪了。而《大自然探索》杂志和我的友谊则由此一直持续到今天。

论文发表之后，我原想“玩票”之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就继续安心读我的科学史博士学位。不料又有朋友和出版社来找我写性史的书，只因那时年轻好事，居然又答应下来。于是挤出时间写成了一册小书：《性在古代中国》，说来又很惭愧，这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一直以天文学史作为自己立身的“正行”，谁知问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和第一本书都是“不务正业”的，也可算是趣事。接着又在北京和台北出版了《中国人的性神秘》一书。有此一段因缘，自己也有点认真起来，遂又写了几篇“学院派”的性史论文在《中国文化》《汉学研究》（台湾）等刊物上发表。1996年出版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则是我在这方面的第三本书。

就这样，有点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性学研究领域，朋友们将性史说成是我的“第二专业”，我自己也渐渐默认了。

去古未远

我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古代的性史研究而言，主要是性文化史和性社会学史的研究。至于所谓的“古为今用”，作为一面旗帜，当然有容易被人接受之处，但是考虑到现代性学已经如此发达，要想从古代房中术里找出有实用价值的新东西——比如性技巧、性治疗或性药物等方面的，结果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方面如果过分夸大“古为今用”，终究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古为今用”又是有意义的。

在涉及性的问题上，许许多多今天所见到的现象——有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有些我们觉得难以置信，有些我们感到极不合理——其实都有着古代的渊源。在性史研究中，这一点给我的感触极深，所以我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的自序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在性问题上所面对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见到的表现等，实际上竟没有太大的不同。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无论经历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的社会毕竟是从昨天演变而来的，传统的“根”是不可能彻底一刀斩断的，况且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有人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层极容易变，深层几乎不变”，确实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观念、乃至广义的性生活等显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不太容易变的。在这一出以千百年计的长剧中，人物衣冠固屡异于昔时，基本剧情却大体上依旧。